华盛顿，2014年5月14日：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女童相比，受教育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女童更有可能遭遇童婚，遭受家庭暴力，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家庭支出中或有关她们自己的健康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世界银行集团一份新报告发现，这种情况危害她们、她们的孩子、以及她们的社区。
《发言权和机制：提高妇女和女童分享繁荣的能力》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在接受过初等或更少量的教育的妇女中，大约有65%的妇女遭遇了童婚，缺乏对家庭资源的控制能力，并认可打老婆的做法；而在完成了高中教育的妇女中，这样的人只占5%。
在大量数据和数百份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这份报告从新的角度考察了全世界的妇女和女童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从普遍的性别暴力到阻止她们拥有财产、工作、以及做出有关她们自己生活的决定的歧视性的法律和规定。
它发现，在童婚现象最普遍的20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中未受过教育的女童结婚的可能性比受过高中教育的女童高六倍。同时，在发展中国家，近五分之一的女童在18岁之前怀孕，而发展中国家15-19岁的女童的死亡（大约每年近70,000人）原因大多数都与怀孕有关。
“目前阻止全世界的妇女实现其潜力的持续的制约因素和压迫对个人、家庭、社区、以及国家具有严重的后果，”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说。“提高妇女的决策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对改善她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有的人所分享的世界来说，十分重要。”
“如果全世界要终结贫困和保证全民分享的繁荣，我们就必须实现全世界妇女和男人、女童和男童的完全的和平等的参与，”金说。他今天在这里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联合国妇女总干事Phumzile Mlambo-Ngcuka一起启动了这份报告的发行。
虽然最近在改善女童和妇女生活的重要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仍然存在广泛的挑战，它们往往是普遍存在的压迫和制约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它们常常侵犯妇女最基本的权利，并由于贫困和缺乏教育而变得更加严峻和多样化。
在所有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往往结婚较晚并生育较少的孩子。“强化的机制（ 做出决定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的孩子们出现发育障碍的可能性较小的重要原因：受过教育的母亲在决策时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在为孩子的福利采取行动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力，”世界银行性别和发展局局长Jeni Klugman说。“受过教育的母亲在决策时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在为孩子的福利采取行动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力。”
在埃塞俄比亚，受过初等教育和接受过产前保健服务的母亲们的一周岁的孩子，发生发育迟缓的可能性比母亲没有接受过这种服务的孩子低39%；而在越南，完成了初中教育的母亲的婴儿发生发育迟缓的可能性比母亲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婴儿低67%。
《发言权和机制》参考了《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把重点放在了有关妇女权利的若干重要方面：不受暴力侵害的自由、对性和生育健康和权利的控制权、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发言权和集体行动。它探讨了规定男人和妇女可以和不可以行为的社会规范的力量 — 即使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阻止妇女拥有财产或工作的社会规范的力量，例如，这样做的妇女会受到社会的排斥。
在128个国家中，法律对待男人和妇女是不同的。这使得妇女不可能作许多事，例如，独立获得身份证明、拥有或使用财产、获得信贷，或获得工作。
重要事实：
- 性别暴力是个全球现象。在大多数地区，对妇女来说，没有比她们自己的家庭更不安全的地方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妇女曾经遭受过暴力侵害，大多数是由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施行的。这就相当于7亿妇女 — 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全部人口数量。
- 越来越多的女童从学校和大学毕业，但她们的工作选择仍然受到法律和/或社会规范的限制，后者规定了工作是否适宜和什么样的工作是适宜的，从而导致了巨大的生产率和收入损失。
- 许多妇女缺乏性和生育权利：3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妇女不能拒绝她们的伴侣提出的性要求，在纳米比亚、马里和塞内加尔，这个数字超过了十分之七；在这33个国家中，有超过41%的妇女说她们不能要求其伴侣使用避孕套。
- 在发展中国家18岁以下的女童中，每年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女童分娩：在南亚，十几岁女童的怀孕人数几乎占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在发展中国家，15-19岁女童的死亡原因绝大多数与怀孕有关 — 每年死亡近70,000人。在乌干达，如果用失去的收入来衡量的话，青春期妊娠的生命机会成本可以高达乌干达GDP的30%。
- 妇女和女童在使用和拥有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面临重大差距。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妇女的人数比男人少3200万。在南亚，这种妇女的人数比男人少2500万，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少1800万。
- 贫困扩大性别差距（Poverty increases gender gaps）：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女童早结婚的可能性几乎是她们较富裕的同龄人的两倍。在贫困家庭，性伴侣暴力也更频繁和更严重，即使是在印度和尼加拉瓜这种国情差异很大的国家。
- 在推动不断改革方面，妇女团体和集体行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强大的妇女运动可以产生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更全面的政策。当有更多的妇女被选入政府机构，决策就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家庭和妇女的重点关切，对公民需求做出更积极的反应。
紧迫议程
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必须应对这个议程，汲取有效的工作经验，和系统性地追踪实地进展。这必须从改革歧视性的法律开始，然后采取协调的政策和公众行动，其中包括鼓励男人和男童参与的多部门方法和挑战敌对的社会行为规范。
扩大机会和提高妇女和女童的声音不是个零和等式，因为性别平等可以为男人和男童、家庭、以及社区带来广泛的发展红利。相反，限制妇女能够获得的工作或认可性别暴力的制约妇女的议程可以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妨碍发展努力。
提高入学率和实现入学方面的性别平等是长期的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保证女童获得进入高中的机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的工作：女童和男童在离开学校时应该具有读写和计算能力，学校体系的价值应该能促进性别平等和保护儿童不受虐待。
在性和生育健康方面取得进步往往需要跨部门的行动：获得避孕工具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提高认识、终生培训、指导和同龄组培训、以及活动俱乐部和体育运动。
可以通过不断的法律改革和改善治理来加强妇女的土地权利（支持妇女的机制）。强制性的共同所有权是有益的，应该协调法律的、传统的、以及宗教的机制，在土地转让和出售方面要求明确的认可。
需要更多和更好的数据来衡量进展，和让政府、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负起责任。最近与衡量针对妇女的暴力的统计指标和指南一起通过的国际核心性别指标，是很有价值的基础。还需要更严谨的对有效措施的评价，尤其是围绕集体声音、行为规范改变、以及方案设计的评价，这份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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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重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中，平均有30%的妇女遭受过身体暴力或性伴侣暴力（IPV）。
- 在该地区，有四分之一的妇女容忍在至少有一项理由的情况下殴打妻子。
- 在澳大利亚，土著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比非土著妇女高五倍，因暴力而住院的可能性比非土著妇女高38倍，死于暴力的可能性比非土著妇女高10倍。
- 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台湾和泰国，女青少年的教育是提高结婚年龄的重要因素。
- 在中国的广东省，在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解决了外省嫁入的妇女的境况之后，95%的已婚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土地权利。
- 在菲律宾，离婚仍然是非法的（仅有的另一个在这方面与其相同的国家是梵蒂冈城）。
- 在越南北方的Ha Giang省，由于各种不公正的原因，在Hmong少数民族中，只有4%的女童能够进入中学读书。
- 在越南，Hmong少数民族的童婚现象和总合生育率是Kinh多数民族的两倍。
- 在越南，实施了性伴侣暴力（IPV）的男人在实施暴力之后，工作中的缺勤率更高。
有效的措施：
- 在越南，与没有共同土地所有权的妇女相比，拥有这种所有权的妇女的法律意识更强，更有可能积极争取获得土地所有权证书，在土地使用和处理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并更有可能获得独立的收入。
-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广泛的和富有包容性的讨论之后，于2013年实施了一项《家庭保护条例》。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家庭和性暴力中心，为责任者、服务提供者提供围绕幸存者的培训；并通过成立旨在为法律人员提供支持和改善案件管理的家庭和性侵犯中心，加强了诉讼工作。早期的效果令人鼓舞。女性地方法官的数量从2004年的10位增加到2013年的超过900位。自2012年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法院受理的性伴侣暴力（IPV）案件的数量超过了记录，其中有三分之二被定罪或指控有罪。其中两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性暴力案件涉及到警察官员，后者获得了30年监禁的复合判决。
- 澳大利亚的《国家课程大纲》指导教师在课堂上解决具体的问题。例如，《七年级英语课程》建议，教师通过在少女和妇女杂志以及流行的电视节目中找出和挑战程式化的性别问题，来教授语言和形象是怎样塑造人物的。
- 澳大利亚的“男性变革倡导者”动议联合了澳大利亚实业界和政府中的21位男性首席执行官、部门总管、以及非执行总裁，以推动将他们的业务重点放在显著地和可持续性地提高妇女在领导层中的代表性的工作上。
- 在中国的广东省佛山市，地方政府采取了行动，以解决从外村嫁入的妇女的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根据中国相关法律的明确的指导和原则，地方政府成立了一个政府官员工作小组，以考察乡村条例和与乡村合作，以改变对妇女获得平等的土地权利具有歧视性的地方条例。实施了加强执行的司法程序。在经历了一年的行政和司法干预之后，该地区95%的已婚妇女（大约18,000名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土地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