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傲慢到谦卑
萧伯纳曾有一句名言：“即使把所有的经济学家放在一起，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
想想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其起因和过程，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错误的结论是不是太少了？确定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
今天，我将尝试使你们相信：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必须扩展其研究的范围，从而能够与今天的挑战更加相关。它必须帮助决策者面对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
它必须以对实证的关注为基础，这是最近出现的可喜进步，不过，却不能允许自己仅仅追求狭隘范围内的数据。
它必须拓宽范围，以便能够更好地将新兴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囊括进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预先定好的模式或蓝图，放弃预先提出的解决方案，采取探究、合作、开放的态度。
二、我们是否做好了解决当今棘手问题的准备？
经济学对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世界曾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经济学并不能总是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它常常错的一塌糊涂，正如我们在最近这次危机中看到的那样：错误的理念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我们至今仍在为之付出代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曾被授予许多配得上这个称号获奖人，但是，它也曾被授予那些热衷于数学模型人，这些人将数学模型建立在对人性夸大了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曾注意到，在物理学界，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正确，而在经济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常常是因为杰出。
建立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的时髦的投资组合理论声称，已经掌握了我们世界的不确定性。这种傲慢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变成了谦卑，而正是这次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按照这种理论的风险模型，一家投资银行连续几天内遭受的损失之巨大，其发生的概率为14个我们宇宙寿命的时间内才会出现一次。
和帝国一样，理论也以时兴与没落相互轮替而出名。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一方面常常沉迷于社会科学的过份自信中，另一方面又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科学抱负。然而，近来它与心理学和历史的相互影响明显增多了 —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发展经济学，这个专门研究如何促进发展的领域也为经济学大量地添加了自己的流行时尚。如同每个好的时装设计师一样，世界银行在设计这些时髦款式的时候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二十世纪50年代是世界银行从事重建工作和工程项目的早期年代，当时我们的经济局职责范围相对狭窄，只负责对拟议的项目进行财务可行性研究。然而该局副局长Paul Posenstein-Rodan却寻求用“大推动”理论将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概念化。他的理论认为：发展有赖于同时扩大各个国内行业，因为国内行业能够产生对彼此产品的需求。此后不久，一些东亚经济体开始快速前进，而它们的发展却基于“更狭隘”的出口拉动的增长。
也是在这个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发展中国家一旦得到资本并使其与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就能实现“起飞”。而前苏联则似乎通过“强迫储蓄”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第三世界可以通过外援填补“储蓄缺口”。
二十世纪60年代，世界银行扩大了研究领域的范围和数量，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寻求的是增进对贫困原因的了解和加强对克服贫困的政策建议的研究，尤其侧重的是农村领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它逐渐变得更像一个发展机构而不是一家银行。
1972年，Hollis Chenery成为世行的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因为受到Simon Kuznets的影响，他组织实施了世行的第一个包含大量数据的定量研究项目。而Kuznets因其在实证基础上对增长和发展的解读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奖。
二十世纪80年代，研究的侧重点已经转向了市场激励机制、实现适当的价格、能源以及宏观经济调整。
80年代后期性别和环境问题出现在世行的研究日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改革以及艾滋病的出现成为1989年以后世行研究特别强调的领域，同时世行还首次尝试对“东亚奇迹”做出了解。贫困、不平等和腐败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题目中。
2000年以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有在贷款中已经多年受到冷落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所发挥的作用成为研究的重点，同样是重点的还有脆弱国家的问题，这些国家薄弱的机构使它们很容易发生冲突并且对发展构成了特别的挑战。
世行的这些贡献令人印象深刻 -- 纵然思想的圣殿常常在生活现实的袭击下坍塌，我仍然钦佩为搭建真知灼见的穹顶而做出的努力尝试。
但我们仍不妨问一问：发展经济学到底把我们引向了何方？它是不是很好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对主导模式就已有质疑，并有感觉需要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重新思考。危机使得这种需要更显迫切。
过去数十年中，医疗卫生、教育和减贫方面取得了诸多进步。在1980年以后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减少了一半以上，全球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将近一半。
但是，成功分布的并不均衡，许多国家仍因为在克服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缺乏进步而备受挫折。千年发展目标是衡量进步的有用尺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尽管全世界将会实现到2015年时将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近来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这方面的进步却仍然极度缓慢。在国家层面上的进步分布的更加不均衡，8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只有45个已经实现了或者将会实现减贫的目标。
这次的危机也使得其他一些影响更广泛的挑战凸显出来。
就在各国逐渐复苏的时候，许多人提出了有关在他们看来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们担心最初的快速增长升会放慢，他们需要等待许多年，经受痛苦的挫折才能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功使得国家的作用成为一个问题。有效的、恰当的政府角色是什么？促成者？公平又明确的规则裁判员？
授权者？投资者？所有者？还是赢家的指定者？
全球化和改革带来的益处尚未惠及多数穷人。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政策处方并不完备，对制度、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缺乏关注，简而言之就是不足以担当指导哲学。
其他人则为“正统”政策欢呼，认为这些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了危机，并指出某些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偏离了有关金融和预算的正统训诫才使自己陷入了极度的危险。
三、新的多极世界要求多极知识
除了上述对传统假设的挑战之外，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变化正在发生。
随着经济构造板块的漂移，经济模式也必须改变。
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方程式中的关键变量。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推动者。世界贸易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发展中国家强劲的进口需求。在新兴市场的带领下，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占到全球增长的一半并且引领着世界贸易的复苏。
我们在全球发展的图景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与传统的发展援助伙伴一起担负起重要的角色。这些新的伙伴不仅提供援助，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以及投资和知识的来源。它们的经验十分重要。
处方已经单向流动的太久了。新的多极经济体要求多极知识。
随着第三世界这个过时概念的终结，第一世界必须向观念和经验的竞争打开自己的大门。
知识的流动不再只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富向穷。
新兴的经济体带来了新方法和新的解决方案。印度向非洲提供有关乳品业的建议；中国向非洲取经，学习加纳和尼日利亚行之有效的社区推动发展方式；美国向中国吸取有关高速铁路的经验；而世界银行在其66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 一位北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这些事实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林毅夫2007年在剑桥大学进行的马歇尔讲座富有深刻的思想性，探讨了为什么许多国家不发展的问题，他的讲座也是一个例证，说明这种新影响正是以更加多样化的经验为基础进行思考的结果。
这已不再是关乎《华盛顿共识》的问题，人们不会同意将得自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于所有地方。这是关乎经验的问题 ，这经验 在新德里、在圣保罗、在开罗、在阿克拉都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也许能导致共识，但这只限于经验的基础牢固而且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下。
四、发展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方向吗？
发展经济学如今有没有在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它已经迷失了方向？
我要向你们摊牌，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也许会认为，说的已经够多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找这个麻烦？
为什么要打开这样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原因很简单：决策者们还要依靠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更要依靠发展经济学。这一点很重要。
我第一次学习发展经济学课程是在1973年，那一年由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经济动荡，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崩溃不久。大概和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我也被发展经济学所吸引，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对国际关系、经济体如何发展以及公共政策感兴趣的人来说它似乎都很重要。总之，就像其他人注意到的一样，尽管学术界直到很久以后才正式确立了这个学科，但17世纪到19世纪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发展其实已经有过著述。
从那时开始，我的主要感兴趣的一直是政策。对我而言，对政策的兴趣已经演变成对历史、经济学、经济史、金融、法律、政治和政府，以及心理学的综合兴趣。经验证明了我们世界的复杂性，实践使我对宏大的设计心存怀疑，对社会工程小心翼翼。每当经济学偏离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转向“纯”理论的时候我总是不无担心。
我尊重学术成就，愿意了解研究的内容，并且从多年来与学者们的互动中受到启发，获益匪浅。
经济学使我渴望看到研究和学习的实际结果，毫无疑问，在这所杰出大学学习的你们中的许多人也有这种渴望。
因此，或许甚至可以允许某些不是学者的人代表同道的决策者们提出一些研究性的问题。
而且，要寻求学术与政策的结合还有比乔治城大学更好的地方吗？
所以，请允许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从一种错误的确信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确信？
对宏大发展理论的失望是不是导致了一种过度反应、一种向实验室和小村落式发展模式的倒退？
过去10年中，随着发展没有简单秘诀的看法越来越普遍，出现了向更加注重以实证为基础的发展研究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可喜的，也是积极的。30年前，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践行者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事实求是。”200年前，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书中写到“智者斟酌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信念。”
但是，现有的大量数据和分析工具是不是已经充分地锁定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建言者，以及投资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还是这些数据和工具更像一张世界地图，一次只填上对一个并非随机抽取的村子认真研究的结果？
那些在决策者们看来积极的研究成果似乎往往只是研究过程中偶然产生的副产品，而不是研究一开始寻求的目标。
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往往不是从发展实践者所面临的关键性知识缺口出发，而是去追寻他们利用行业目前热衷的工具所能解答的问题。
决策者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但是我们当下的研究关注面过于狭窄，在外部有效性和可测量性方面过于薄弱，它能否提供决策者们需要的那种真知灼见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切合实际的方式，一种坚定地以发展政策面临的关键知识缺口为落脚点的方式。
一种适合决策者和实践者需要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他们的需要作为主要侧重点，而不是作为事后学术思考的对象。
一种向所有有实际经验的人敞开大门的方式。
五、重新审视老生常谈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不是受制于已经掌握的知识？确信是不是使我们看不到机会？
发展的历程表明，普遍适用的模式是不存在的。二十世纪60年代经济学的骄傲自大已经离我们远去了，随之而去的还有它对凯恩斯主义式的微调手段和资本分配的信仰，以及它对能够通过示范城市和社会工程克服贫困的信念，而这些示范城市和社会工程完美地呈现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起草的方案中。
上述观念如今失去了可信性是一种进步，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止步不前。我们需要将普遍适用的模式是不存在的观点再向前推进一步。
的确，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遵守：比如：对财产权的信仰、合同赋予的权利、对市场的运用、形成恰当的激励机制、经济体内以及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带来的好处、教育的重要性、宏观经济的稳定等，但是对这些我们从经济史中学到的比从经济模型中学到的更多。
正如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突出表明的那样，只要有一个鼓励而不是阻止和限制企业家精神的环境，中小型企业就能兴旺繁荣。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外，经验还告诉我们，我们可能需要考虑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切入方式。
适用的发展政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依靠出口还是内需拉动增长，再如根据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采取不同类型的的创新模式。
当前适用的政策可能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的政策，原因是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和供应链在国际交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
适用的金融监管政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也是不同的，在一种情况下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政策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可能起到压制作用。
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必须诚实。知识缺口使我们不会冒进。
六、我们现在需要掌握的知识
本着探求的精神，同时基于世行内部对发展项目的评估，我要提出四组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并不是完整的问题清单，以后还有其它问题会加入进来，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保障经济转型
首先，对经济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需要提高认识。为何一些国家可以取得持续性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似乎依然陷于极端贫困的泥淖之中？
由集学者、实践者于一身的迈克尔˙斯宾塞主持的增长委员会提出有13个经济体在过去25年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为数这么少？
国家如何进行经济转型才能大幅减贫、创造就业、促进国内外投资，并且能逐渐地提高人民工资和生活水平、扩宽机会、培育创新、保护弱势群体、应对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冲击？
各国都身处全球经济之中，随着全球情况发生变化，发展模式也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需要深入理解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
不仅仅是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
我们需要充分地认识农业、服务业和工业内部向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移动的过程；我们需要充分地认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要素；我们需要充分地认识有助于经济结构灵活调整的因素。
保罗˙科利尔在其富有新意的研究中说明如何利用国家治理政策来避免“自然资源诅咒”，或者更进一步，如何利用这样的政策借助国家在基本资源和初级产品领域享有的优势地位，为包容性、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
这些不只和政府政策有关，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也同样重要。
我们必须避免穿上窒息探求精神的学术紧身衣。几乎所有的经济体中都包含市场、私营部门和国家。关键的问题在于几者应该如何互动；目的为何；不仅关注经济的成本效益，社会的成本效益也要考量在内。
我依然认为竞争性市场是分配资源的基本经济机制。但是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包括政府无法修正市场失灵的时候。所以，良政治理、反腐和法治非常重要，治理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经济效率。
需要考量的还有政治经济学问题。
无论其承认与否，大多数政府都会通过某些方式促进行业发展，或直接扶持，或借助税收政策、补贴、激励、保护、竞赛等林林总总的工具。虽然人们对这些做法争议不休，但是并没有多少人进行认真、严密的评估。因此亟需展开新的研究，对这些政策进行评估，无论这些政策是针对全局、行业还是具体到公司。
拓宽机会渠道
第二，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如何才能拓宽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发展，让社会能够发掘、培育每个人的创造力和能量。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为贫穷人口提供更好服务、更多融资渠道中存在的障碍。
我们应如何帮助年轻人学习，帮助年长的人继续学习？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得把教育和就业、就业和扩展专业技能联系在一起？
我目睹了由于穷人无法进入市场，没有融资渠道而造成的发展滞后。许多小企业无法获得信贷，人们不能使用其财产作为抵押，市场上没有竞争者所以价格难以降低。在这些贫困社区，我们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市场来创造更多机会。但同时，我们要如何管理必然随市场而生的风险？我们如何帮助人们应对变化？
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潜心思考哪些举措能产生最大影响；为什么类似的项目规划在不同的国家成果不一；良政治理、透明、私营部门竞争和公民参与应扮演什么角色。
拓宽机会渠道也有重要的区域和全球意义。
我们如何确保区域、全球一体化的过程更具包容性？
经济危机导致世界年度贸易额出现了过去六十年来最深的跌幅。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把全球一体化作为其增长战略的重要一环，这部分是由于世界银行建议的结果。众所周知，东亚许多国家采取了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会继续取得成功吗，特别是考虑到发达国家债务和人口情况的变化，以及中国在制造业的雄厚实力？
当前的现状是否会更多的指向内需或区域一体化主导的增长路径，因而将面临迥异的困难，如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内需和建设区域基础设施的需求？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私营部门的作用，确保国际一体化带来全球效益。
在21世纪开始的十年中，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金来源，为这些国家的企业技术转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什么样的合理政策能吸引并留住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为国内投资提供更多机会，保证当地人民能从经济中受益、并与之滋滋相关呢？国际金融公司在私营部门开展的工作促进了这些领域的经济研究，研究表明要进行更广泛的私营-公共部门合作。这个问题对非洲尤其关键，非洲需要吸引外国投资，增加国内储蓄，建设本地金融市场，并促进本地投资。
应对风险和脆弱性
第三，我们需要能够应对新的全球挑战，应对经济和人民面对的风险。我们的世界面临的风险超出许多人的设想。
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部分人口依然容易受到突发风险的冲击。
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灾害、流行病、战争和内乱、油价和粮价冲击、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等等。还有雪上加霜的气候变化风险。
我们的客户国需要成本合理的、见效率、见效果的社会保障政策来应对新的环境风险，应对金融行业的脆弱性，管理全球化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
迄今为止，更多的关注给予了金融风险，而非人类风险。我们需要修正这一失衡。
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如何通过统筹安全、治理和发展政策来帮助脆弱国家减少冲突，恢复稳定，世界银行下一份《世界发展报告》正是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也需要研究性别问题，这也是再下一份《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
即使“步入正轨的国家”也可能受突发自然灾害的冲击而脱离良好发展的轨道。个体的自然灾害无法预测，但系统性的自然灾害是可以预测的。我们需要更多气候、水文数据和分析来校准旱灾、洪涝预警体系；我们需要金融“保险”工具协助个体的复苏，避免危险的全面受挫。
我们需要更好地研究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力增长、种子品种改良和适应气候的农业，因为预计到2050年，新增人口将达30亿，我们要准备好为他们提供食物。
知道哪些是有效的方式：着眼于结果的议程
第四，我们需要知道哪些是有效的方式：需要有一个着眼于结果的研究议程，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和数据来评估发展工作的效果，包括评估援助的效果。
发展贷款和援助如何能调动起当地人的自主性和参与热情、汲取当地智慧、联系社会广大阶层、让发展不局限于精英阶层、创造更多机会促进竞争、扩大财产所有权？我们如何能把公共服务和私营部门提供资金和服务结合起来？
援助和贷款，不论来自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不是发展成功的主要动力。各国人民和政府才是真正的发展主宰者。
对发展经济学成果的评估需要更多的重视。
这是世界银行客户的需要，是我们股东国的要求，无此则务实型的发展经济学便会枯萎凋零，半途而废。
七、从象牙塔到研究新模式：公开数据，公开知识，公开解决方案
对世界银行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公开数据，公开知识，公开解决方案。
这一举措为乡村医务人员、研究人员，为每一个人打开了世界银行数据和知识的宝库。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是测量贫困和不平等的全球领导者，他们对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提供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改变了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
世行的研究对以下领域的认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全球化及其影响；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政策和项目评估；援助效果的分析。
但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方式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有时是为了宣传世行的政策，而没有全面衡量证据，或没有留下适当怀疑的余地。如同大多数学术研究一样，世行的分析工作通常缺少广泛的透明度，甚至那些最受从这些研究中汲取的政策影响的人群也毫不知悉。
今天，世行依然是最大的单一发展知识来源。但是知识必须对所有人开放。
这个世界没有一种能凌驾一切的理论框架；
这个世界学术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这个世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一样有许多经验可以分享；
我们需要推进发展经济学的民主化，去除其神秘性，承认我们对答案并没有垄断权。
我们需要敞开大门，承认其他人也能够寻找和创造自己的答案。而且这种开放式的研究革命正在进行中。
我们需要承认，发展知识不再是研究者、学者或象牙塔的唯一领地。发展知识关系到恰帕斯州的医务人员记录工作成果；关系到当地官员把学校预算张贴在教室大门上，这样孩子没有得到应得的教育时家长可以投诉；发展知识还关系到部长、学者、统计人员、比较激励效果记录的企业家。
发展知识关系到政治经济、治理和透明度，关系到万物相关、研究没有“禁区”的认识。
在政策研究的新世界，我们需要健康的质疑，也需要热情的创新。
我们需要全球思路，但要尊重各地的传统。
面对需要观察、尝试、考验的复杂问题，我们需要谦卑；如果为了良好目的付出的艰苦努力没起作用，我们需要诚实地承认。
我们需要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合作，包括经济历史学家、政府专家、政治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有时还包括物理学家、生物科学专家。
首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超越“精英零售型”的研究模式。
不能再只采用专攻某个课题、写出论文然后等待有人阅读的研究模式了。新模式必须是“批发型”的网络模式。在新模式下，信息和知识越来越开放，人们可以获得工具自己进行经济研究。
在网络模式研究中，所有人都能帮助收集、分享奇缺的数据。我们需要覆盖更多国家、更多时间序列的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和性别的核心数据。我们需要更全面、更精确的公共财政数据，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的数据，这些数据对实现良好的治理结构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力量和智慧用重大政策问题实践对理论进行检验。
这是我要求世界银行遵循的方向，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民主化，这将永远改变我们进行发展研究的方式。
世行正在开始。
去年春天，我们推出开放数据倡议，免费向公众开放2000多项金融、企业、卫生、经济和人类发展指标，涉及200多个经济体，一些指标包含数十年的数据。我们与谷歌等互联网搜索公司合作，确保更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可以得到数据，让更多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新鲜想法。
我们正在致力于让数据分析和建模工具更为用户友好，这样研究人员、公民社会和地方社区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然后再和世行的结果进行比较。
想象一下：一位乡村医务工作者或一位母亲，用笔记本电脑或其它移动设备可以通过地理编码、地理制图实时掌握发展知识。她可以查询哪些学校提供餐饮，哪些不提供，掌握地方的卫生动态。她还可以查阅自己国家和周边国家过去20年的婴儿死亡率数据。她还可以挖掘更细致的数据，将自己的村庄与邻村进行比较。她可以上传自己的数据，看看新措施的可能影响，她可以调动社区力量，争取更好或更多的专项卫生项目。
我们正在进行“发展应用方案大赛”，鼓励开发使用世行公开数据的创新工具和应用方案。
7月份，世行借鉴印度的《信息权法》和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推出了信息获取政策，这样决策者、研究者和公民社会就能考察我们的业务工作，为将来汲取经验教训。
世界银行学院认识到最好的发展解决方案是与面对类似挑战的实践者一起制定的，因此去年推出了“实践者交流”项目，让世界各地的实践者一起分享应对重要发展挑战的实际经验。
通过我们交互软件平台 PovcalNet 可以免费访问世界银行贫困数据，用户可以复制世行的全球贫困数据，按照不同假设条件做出自己的估测。
我们开发的创新软件程序 ADePT，可以快速生成经济分析众多领域的标准表格和图形。ADePT是一个免费的独立程序，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通过 Isimulate，我们向世行以外的用户开放了100多个国家基于网络的预测模型。用户不仅可以访问我们的预测，而且可以自己设计预测和模拟，并与其他人分享。
下周召开年会期间，我们将举办为期两天的“开放论坛”，在互联网上实时讨论当前的主要发展问题。而后我们将在发展委员会会议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部长们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公开数据，公开知识，公开解决方案”。
这不仅仅是个口号。这应该是寻求发展解决之道的崭新路径，在网络模式的发展架构中，没有人控制一切，所有人都能发挥作用。
八、总结
全球经济危机用最沉重的教训告诉我们，要质疑设定的概念。经济危机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凸显了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同时当然也迫切需要为发展经济学注入活力。软件带来了新工具；互联网带来了新通讯手段；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新经验。
我们需要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来自于学术圈，而且来自决策者、社会和投资者，来自企业、援助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这些问题跨越国界、跨越大陆、跨越几代人。
我们需要聆听和推行发展经济学的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