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一个关键转折点
在中国贵州省的一个山村——就象非洲、中美州或印度的很多村子一样——村民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的未来。他们不想要别人的施舍，不要什么政策方案，当然也不需要前来参观的大人物给他们说教。他们只要一个机会。他们已经准备好抛开过去，面向未来。而我们准备好了吗？
哈佛大学著名的两位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和欧内斯特·梅，将他们的研究结合起来，写作了《历史的决策》一书。他们指出，“历史经验”经常被人们误用，并导致糟糕的决策。他们认为，历史最好被用来帮助人们从“时间流”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当前的问题在过去的经验和未来各种可能性的背景下进行思考。历史向人们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
那么，在2011年秋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我们应该考虑未来的哪些可能性呢？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历史又有什么关联？
世界银行集团即将举行的年会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有4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
1944年，世界还处于战乱之中，大约6000万人在大战中丧生。
布雷顿森林会议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探讨为什么1919年一战结束后的外交政策在二、三十年代彻底失败，各国经济相继崩溃；要设计一个新的多边国际经济体系；要赢得和平，重建未来。
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一历史性事件为后来实施的三项工程奠定了基础，从而形成了现在所称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项工程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为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提供资金，管理汇率调整，以避免 “以邻为壑”的货币竞争和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资本外流；
另一项工程是建立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即今天的世界银行，向需要投资和援助的国家提供长期资金，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并给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带来希望；
第三项工程是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推动市场开放，以抑制报复性保护主义的发展，减少经济摩擦。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所建立的体系是为他们当时所处的世界服务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时，虽然经历了二战的巨大破坏，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仍高达80%，而美国一国就占了40%以上。
那时，发达经济体贸易占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二。
那时，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多数还是殖民地。
从那时到现在的近70年里，1944年建立的多边框架一直保持着。曾经出现过震荡——70年代的货币和石油危机，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90年代这一问题进一步扩大并出现金融危机——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缺点，受到批评，也经过了一些修修补补，但在布雷顿体系框架下，世界经济迅速增长，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成功的经济转变。有些国家在十年内就使人均GDP翻一番，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时要实现这种增长需要四分之一个世纪。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并不是不可触动、一成不变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们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真知灼见是，我们要能看到新事物的发展变化，并具备迎接和适应这些新事物的智慧和意愿——来大胆、果断、相互合作地采取行动。
今天，历史的警灯再次闪亮：红灯，黄灯，对，也有绿灯。我们面对2011年这个历史时刻的挑战，是带着怀旧情绪、渴望回到过去？还是否认这些挑战的存在，象驼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还是相互责备、让刻薄的批评妨碍潜力的发挥？
面对挑战，我们会不会心生怯意？
或者，我们能不能勇敢地、建设性地、富有创造性地来迎接这些挑战？我们能不能汲取历史经验、同时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新的思考？我们能不能看到形势的急剧变化，找到一条能使所有国家的所有人——男人和女人——携手前进的道路？
2. 世界经济板块正在漂移
就象每次面对重大的历史转变一样，我们要弄清楚正在发生的变化。
世界经济板块正在漂移。
上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五分之一的全球增长。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90年代，发展中国家只占全球投资的20%。今天，它们吸引45%的全球投资。
在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几乎高出发达国家四倍，而且预计这种模式还将持续。
有些预测估计，到2025年，六大新兴经济体——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俄罗斯合在一起，将贡献一半以上的全球增长。
如果中国的32个省各是一个国家的话——各省的人口实际上多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么它们将是过去30年里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前33个国家中的32个。
今天，中国消费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水泥；接近一半的铁矿砂、钢材和生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鸡蛋。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包括铜、铝、镍等矿产的最大消费国。中国的FDI净流入已经从十年前的400亿美元跃升至1800亿美元左右。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逐渐建成，它对原材料和矿产的需要将有所降低——但印度将是下一个需求大国。
这不再是1944年的世界了。
但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些趋势会直线式持续下去。中国的领导人知道，中国的成功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正在认识到，它需要面对来自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资源使用、人口结构、提升生产率和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等多方面的挑战。
如果中国在2030年达到人均收入16000美元（现在是4000美元）——这是一个合理的可能性——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相当于增加了15个韩国。如果中国仍然保持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很难想象这种状况如何持续。
我对关于发达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的各种预言也抱有怀疑。如果对政府债务和赤字问题采取可靠而且完全可能的行动——而不只是短期的修修补补——来恢复信心，同时加强结构性调整和税收改革来推动私营部门增长，提高生产率，创造就业，那么发达国家就可以扭转经济不振的局面，充满活力地大步向前。那些关于经济停滞和衰退不可避免的预言 ——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欧洲悲观主义到哈佛大学著名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艾尔文·汉森的停滞假说——都一次次地被证明是错误的。
现在也不能说发达国家不再有能力迎接其国境以外的挑战。1947年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人均产值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1947年的那代人靠着不到当今三分之一的人均产值都能勇敢地面对世界的挑战，难道我们今天不能做到吗？
美国、欧洲、日本，还有其他的发达国家，在创新、投资、技术、安全——对，还有发展——这些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贡献仍然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基础。这些主要发达国家要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世界的未来，这既符合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多边主义，而不是放弃多边主义。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必须使发展民主化，而不是退回国境之内，或是蜷缩在过往辉煌依然散发余温的假象中。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必须改变旧的观念，抛弃束缚性的标签，而不是改变我们作出的多边承诺。
现在来听听这些标签吧。
什么“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北方”和“南方”，“发达”和“不发达”，“先进”和“新兴”，“捐助国”和“受援国”，“提供方”和“请求方”，“富裕”和“贫穷”，“他们”和“我们”。
这些发展语汇是反映过去的等级制度的语言。旧的世界。旧的秩序。不能说这里没有一种伪善的味道。
如果那些自己使用的50%电力来自煤炭的国家对更为贫困、没有替代能源的国家说你们不能用煤——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依我所言，勿仿我行。”
如果自己有大量的财政赤字，却向穷国大力宣扬财政纪律——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依我所言，勿仿我行。”
如果一方面大力推崇自由贸易，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设立贸易壁垒，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依我所言，勿仿我行。”
如果一面对最贫困的国家宣扬债务要具有可持续性，而自己的债务却达到创历史记录的水平，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依我所言，勿仿我行。”
在一个“依我所言，勿仿我行”的世界里，世界经济将割裂分化，伤害所有的国家。
旧有的模式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
3. 旧有模式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
我们已经看到各种变化的迹象。
在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不再试图效仿欧洲、日本或美国的模式。
受到关注的是墨西哥和巴西的有附带条件的现金补贴制度，因为这些创新在不大幅增加预算负担的前提下降低了儿童辍学率，降低了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减少了贫困。
土耳其过去十年的改革为北非和中东的改革提供了启示。
新加坡实行开放经济、建设服务业集群、反对腐败和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等特点的结合，使它在远至非洲、海湾国家和俄罗斯都有众多的崇拜者。
印度推动信息技术服务的发展模式正在被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所效仿。
哥伦比亚的公共交通系统被视为国际最佳实践，在该地区从墨西哥城到圣地亚哥到利马的许多城市被复制。
我们以前所了解的发展领域正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而发生着改变。
在90年代，发展中国家15%的商品进口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是原来的三倍。
2008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FDI占发展中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一份额仍在上升，现在可能已经接近40%。
据联合国估计，仅是在基础设施部门，从1996年到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对非洲的外国投资的39%，对亚洲投资的43%，对拉美投资的16%。
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只是援助的接受者——它们也是援助的提供者。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120至15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相当于传统的发达国家捐助国提供的援助数量的10-15%——而这可能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很多问题。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贫困人口当中，有75%是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可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对承担新的责任比较敏感。
这些新的发展变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4. 新的“常态”非同寻常
“新常态”将是“非常态”。
“新常态”将是动态的，不是固定的——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崛起和塑造多边体系。也有些国家会衰退。崛起的经济体将会加入新的网络——国家、国际机构、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各种网络，形成多种多样的组合和千变万化的格局。这些新的网络正在取代旧有的等级秩序。
“新常态”下，各国需要不断赢得它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而不是由于过去的优势或拥有正式特权就可以自动保持这种地位。
“新常态”将是流动性的，有时变化无常——会有更多的冲击和危机，但各国也会有更多从国际经济中受益的机会。
“新常态”将事关提高增长，而不是转移增长——在老的就业岗位失去价值的时候创造新的就业；抓住可持续增长和绿色增长的潜力；刺激私营部门开展创新，开发新技术，满足新需求。
“新常态”将不再把就业仅仅视为经济增长的衍生物，而是要认识到就业可以在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生产率、促进有益的社会变革和加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
“新常态”将事关“明智的经济力量”：成功者将是那些善于学习所有国家的观念和经验的国家，而不管它们过去被贴上什么标签。
“新常态”将事关发言权——妇女在社区中的发言权，公民在国家中的发言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正象我们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所看到的，这关系到社会问责、政府透明度以及公民社会。“新常态”将事关那些让我们加速追赶、正在迅速改变这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必须支持他们。
5.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并不是简单地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董事会的投票权。
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指导。
也不是南-北方之间相互抱怨和指责的零和政治。
适应这个新世界意味着要认识到我们现在都必须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在一个互相依存的全球经济中，的确，我们需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需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伙伴；它应当转向负责任的汇率制度；提供负责任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负责任的投资；实行负责任的环境政策。
但这不光是针对中国而言的。
欧洲、日本和美国也必须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它们日复一日地推迟那些困难的决策，使今天只剩下寥寥无几的痛苦选择。
由于欧洲国家不接受共同货币所带来的共同责任，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地带，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日本迟迟不进行有助于调整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经济和社会改革。
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和平时期的历史最高水平，而对如何降低债务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2008年全球危机以及此前若干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你行动越迟缓，你要做的就越多，而且更加痛苦。
欧元区只是表示对货币联盟的忠诚，却不通过建立财政联盟保证货币联盟的可行性，也不接受没有竞争力、债务沉重的成员国政策不当造成的后果，这不是负责任的作法。美国在面临社会保障支出不可持续地上升、有必要建立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税收制度、停滞的贸易政策等根本问题时裹足不前，这也不是负责任的作法。
除非欧洲、日本和美国能够承担起这些责任，否则不仅它们自己会陷入困境，而且也会拖全球经济的后腿。
那样的话，关于世界经济板块漂移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就不是新兴市场如何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而是发达国家猛踩经济增长的刹车。
新兴市场国家不会在一旁等待；它们不会回到1944年发展中国家没有声音，没有权力的世界，那种由领导者和追随者以及各种势力范围组成的等级世界。
1944年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具有领导力，需要对多边体系进行合理改革。
敷衍塞责的时候过了。
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不能适应变化，不能超越短期的政治策略，不能认识到与权力相伴而来的是责任，那么我们就会随波逐流，陷入险境。对于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所有国家，这都是历史的教训。
但如果我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可释放出的潜力将是巨大的。
6. 这个新世界对发展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25年中，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了一半。
在仅仅4年中，18个非洲国家的儿童死亡率就下降了25%。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经济以平均每年5-6%的速度增长，而且现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恢复并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的话，非洲的GDP总量将在12年内翻一番，人均增长50%，从而提供前所未有的政府收入，用于对人口、生产率和基础设施——当然，还有减贫——的投入。
这种潜力也来自私营部门。
过去10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对电讯网络的投资高达770亿美元，移动电话用户从不到1000万人增加到近4亿人。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私营部门的力量。
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爆炸式增长中，我们看到了由私营部门带动经济增长的潜力。
从股权投资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将私人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趋势的迅速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潜力。
我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济、贸易和金融的相互依存在1944年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创新、科学突破和通讯技术在1944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正看到跨越大洲大洋的供应链和物流系统。
我们正看到新经济力量不断涌现的多极增长模式和南南合作模式。
这些都是1944年时不曾预见的。
我们现在能否把这些变化融入一个现代化的多边体系，开启世界经济新的时代？超越依赖？超越援助国和受援国这种简单划分？
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
7. 一种新思维：超越援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对外援助主要用于人道主义危机：饥荒；洪涝；地震；或是帮助逃离战争冲突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很多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创，后来各殖民地逐渐独立，在这些过程中，外来援助对缓解由于国内储蓄不足、资本控制或条件薄弱而造成的私人投资不足发挥了作用。在冷战期间两极世界的竞争中，对外援助也成为两大阵营赢得其他国家支持的手段。
但1944年的那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是重新思考援助的时候了。
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援助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是说发达国家不需要履行其援助承诺，也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援助取得的成果。
过去十年中，世界银行集团通过国际发展协会这一赤贫者的资金渠道与79个最贫困的国家合作，向超过4700万人提供基础的医疗、营养或人口服务；改善了9800万儿童的营养；改善了1.13多亿人的用水条件；并对3.1亿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
对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来说，援助仍然生死攸关。援助也仍然是帮助有关国家攀上增长阶梯的宝贵推动力。
我们在非洲之角就清楚地看到援助的重要性，那里1200万人口不仅遭受了60年来最具破坏性的旱灾，而且也由于不计后果的残酷战争而受到伤害，因此迫切需要外来援助。
我们在阿富汗也看到这一点。在那里，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援助项目对提供教育和基本服务、改善农村生计、支持私营部门增长、促进社区赋权和对发展的参与都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要触及那些生活在最脆弱、受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国家的“最底层的十亿人”——现在已接近15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实现任何一个千年发展目标。
但不能永远依赖援助。
发达国家也不能一只手提供援助，同时用另一只手把发展中国家挡在自己的农产品市场或其他贸易市场之外，或是限制它们对可持续能源的获取。
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将融入和关联到全球增长战略，由私人投资和企业家精神来从根本上来推动。目标不是慈善施舍，而是建立多极增长的共同利益。
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七国集团明智的经济政策与援助占GDP的比例同样重要。
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20国集团就经济失衡、结构改革或化石燃料补贴和粮食安全所达成的共识将与援助占GDP的比例同样重要。
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先进的新兴市场国家将通过传授经验、开放市场、投资和新型援助等方式帮助那些落后国家。
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如国际金融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等新型投资媒介将为私人投资创立新的渠道。
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新的金融工具将可为小农户提供旱灾保险，或是为国家提供飓风保险，建立本国货币的债券市场，获得新的股权投资，并建立新的地方商品交易市场，或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对冲工具。
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通过对创新的支持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将推动耐旱、更有营养、产量更高的作物的培植；发明更有效的非碳能源；并找出拯救生命的新疫苗。
发达国家需要认识到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与它们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它们需要履行作出的承诺。但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捐助国自身债务问题严重，发展援助的气候将会转冷。
纳税人有权知道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也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需要更好地展示援助的有效性，显示援助的价值，强调取得的成果。我们需要通过新的工具更有效地利用援助资金，我们也需要通过更具创新性的方法使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发展进程，扩大捐助者范围。
8.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在国家层面，超越援助意味着透明地动员和使用国内的储蓄和收入；具有包容性的信贷和储蓄体系服务于所有人，特别是妇女；通过本地资本市场以本国货币进行融资。
它意味着良好的治理、公开性和透明度，推动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给他们发言权。
它意味着增加对人的投入，包括建立有效的保障网络、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提供良好的教育并将教育、培训和就业联系起来——这需要公共机构和官员能够行之有效地提供服务，而不只是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
它意味着要鼓励企业家创业，鼓励小企业的经营，鼓励私人投资和创新。
它意味着要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包括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来进行这类投资，为将来提高生产率打下基础。
它意味着收集数据和分享信息的同时对连通性进行投入。在新的世界经济中，好的数据和信息的重要性不亚于资金援助。世界银行的“开放的数据；开放的知识；开放的解决方案”计划已经显示了信息的力量。从性别平等到贸易政策，世界银行可以提供数据和信息方面的全球公共产品：搜集数据，分享数据，并支持那些有助于加强发展进程民主化的数据工作。
在区域层面，超越援助意味着通过一体化扩展市场，推动物流发展来扩大贸易，简化海关体系，提供能源，并投资建设区域性的基础设施。
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多边创新，推动在开放贸易和投资、能源获取、粮食安全、服务业竞争和气候变化领域取得进展——并非总要等待所有国家都加入进来，而是在有可能形成进步联盟时就向前推进。
这意味着采用多边体系——包括20国集团在内——来考察新的政策和融资可能性——让所有国家都发挥作用。
对世界银行集团来说，超越援助意味着继续进行我们自己的转型，转变为一个开放知识的伙伴——了解、研究和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经验和解决方案，并使之为不同客户服务。世界银行集团不仅自己提供投资，而且还是其他投资者的中介，以建设市场、制度和能力——包括各级政府的能力、企业的能力以及公民社会的能力。它将是民主化发展模式的行动催化剂。它将是推动经济、发展、贫困和风险问题的多边解决方案的倡导者。世界银行集团也将是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积极倡导者。
三年前，我提出这方面的一个新倡议：“百分之一解决方案”，即所有的主权财富基金——全球储蓄的一个新来源——将其资产的1%投入到非洲经济发展。今天，国际金融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正在实施这个计划，将资金投向资金不足的市场：非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今天，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承诺资金已经超过40亿，其中近30亿来自诸如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外来投资者，而它们以前几乎从未对新兴市场投资。
9. “百分之五十解决方案”
今天，我想再提出一个有助于我们实现“超越援助”的世界的想法： 一个“百分之五十解决方案”。
妇女占全球人口的50%，全球劳动力的40%。在非洲，妇女是社区的中坚：多数农民是妇女，她们生产着非洲大陆上80%的粮食。
但妇女只拥有全世界财富的1%。
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在婴幼儿时期和生育期比男性更容易死亡。
与男性相比，妇女更可能从事不拿报酬的工作，种植利润较低的作物，不拥有土地之类的资产。
妇女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力较低，对家庭资源也缺乏支配权。
但有证据显示，妇女的人力、社会和经济潜力是巨大的。
我们知道性别平等是聪明的经济学。
性别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往往贫困率越低；如果将家庭收入交由母亲掌控，孩子的存活率就会大大提高；仅靠增强妇女对农业投入品的控制，就可以使某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提高20%。
但性别平等不仅事关经济潜力。我认为性别平等是一种权利，而不仅是一种资源。
性别平等也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从全球来看，每十名妇女中就有一人在其一生中会受到来自其伴侣或其他相识者的性侵犯或身体暴力。
我们可以把“北方和南方”、“发达和不发达”、“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些标签还给历史了，但这仍然是一个“她们与我们”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与“超越援助”的世界有什么关系？
简单来说，我们需要改变政策，赋予每个人——男人和女人——权利，而不只是提供援助。
我们可以提供援助，来更好地支持妇女和女童；修建诊所和学校；扩大免疫接种，提供生殖健康服务。我们当然也应该这样做。但是，仅有援助是不够的。
除非我们在全球范围解决好不平等问题，除非世界各国、社区和家庭都承认妇女的权利，并改变导致不平等的规则，否则我们就无法充分释放出世界一半人口的潜力。
赋予妇女拥有土地的权利，赋予妇女拥有和经营管理企业的权利，给妇女继承权，增强妇女的创收能力，扩大妇女在家庭中支配资源的权利——这些都有助于改善儿童健康，提高女童教育水平，激发创业精神，提高经济生产率，从而使我们更接近那个“超越援助”的世界。
这将真正地促进发展的民主化。
下周世界银行将发布我们的《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基于此项研究，我们将：
以我们过去5年中所提供的650亿美元援助为基础，继续支持女童教育、妇女健康以及妇女对信贷、土地、农业服务、就业和基础设施的获取。这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做得还不够，对它对我们工作的核心意义强调得也不够。
我们要将性别分析和诊断主流化，将其融入所有的国别战略中；开发更好的指标来反映各项投资对妇女的影响；与各国合作搜集更多更好的分性别数据，如关于财产拥有情况以及获得信贷和司法服务的数据。
如果有的国家不想与我们进行合作来减少性别差距，那我们就寻找其他推动性别平等的方式，如通过开展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等。
我们将继续把世界银行集团内部管理人员的性别平衡作为我们自己的目标。在我们副行长及以上的人员中，女性已经占了51%。
10. 结论
自从我4年前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以来，我谈到过要推动多边主义的现代化，使之更好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力量的转移。
我曾谈到要加强发展的民主化，使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北方，南方，东方，西方，富国，穷国，男人，女人——都能在发展事务的设计、执行和不断改进中发挥作用。
我曾谈到要使公开、透明、问责成为政策的关键——不仅是世界银行集团应当如此，而且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都应当如此。
我也曾谈到需要订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要认识到对发展而言，在公民发言权、公民社会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与对基础设施、企业、工厂和农场的投资同样重要。
今天我试图勾勒新的多边体系将如何推动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的诞生。新的多边体系要更好地反映今天的经济现实，更加植根于利益相关者责任，更好地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网络相联系，更致力于现实地解决问题和创新。而一个超越援助的世界强调的是长久繁荣而不是权宜之计；潜力而不是恩赐；尊严而不是依赖。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方式太激进了。说这可能使发达国家放弃援助责任和承诺。不一定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方式太冒险，它使新型金融工具和市场在发展事务中发挥作用，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麻烦。不一定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方式时机还不成熟，发展中国家还未作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准备。
它们比发达国家更没作好准备吗？
今天，私营部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已经使官方发展援助要相形见绌。一些私人慈善捐赠已经使双边政府援助相形见绌。新的参与者和捐助者已经在改变我们所了解的援助行业。
我们需要“历史的决策”：要从缔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些无畏的多边主义者那里获得启示；看清我们所处时代的独特形势；采取行动为未来做准备。现在是追赶的时候，是承担起我们责任的时候，是创造未来而不是渴望回到过去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