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院长，谢谢你的热情欢迎；弗里德里克校长，谢谢你的介绍词。感谢所有前来的学校师生和员工。据我们了解，这是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发表讲话。我向所有促成此事的人员表示感谢。
在准备这次演讲的过程中，我们对哈佛大学的历史做了一些了解，而了解到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来到这个曾由著名宪法和民权律师詹姆斯·纳布里特（James Nabrit）领导的大学，我深感荣幸；而在这个曾塑造了女权主义先锋和思想家保莉·莫瑞（Pauli Murray）思想的学府发表演讲，也让我不胜惶恐。纳布里特和莫瑞通过他们多样而成功的事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在世界银行，也正是这样的愿望激励着我们的工作。
在过去两年里，我领导了世界银行集团进行重组，以实现我们的两个目标：一是到2030年前终结极度贫困；二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40%人口共享繁荣。
第一个目标非常宏大，它也反映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在抗击贫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1990年，世界上36%的人口——即19亿人——每天收入不到1.25美元。而到明年，根据世行经济学家的估计，这个比例将下降到12%。也就是说，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在25年内下降了三分之二。这意味着到明年为止，世界上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将比1990年减少10亿人。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帮助下一个10亿人摆脱贫困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有大约4.5亿人每天早上醒来就面对着贫困。
而第二个目标——促进共享繁荣，是我今天想与你们讨论的重点。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以确保全球经济增长可以改善社会上所有人的生活，而不只是少数幸运儿从中受益。为此，世界银行集团力求实现具体的收入目标和社会目标：我们要提高发展中国家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的收入，改善他们对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包括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
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来强调一下“促进共享繁荣”的重大意义：这是世界银行集团历史上首次确立一个旨在减少全球不平等的目标。正如西非埃博拉疫情所表明的，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抗击埃博拉是一场全方位的战斗——最重要的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但它同时也是一场反抗不平等的战斗。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拥有治疗埃博拉病人、控制病毒扩散的知识和基础设施。但很多年来，我们未能使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低收入者获得和使用这些知识和基础设施。所以，现在这些国家几千人因感染埃博拉死亡，只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出生在错误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控制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就会继续向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大陆传播——就在昨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证实在美国发现了首例埃博拉感染。埃博拉的流行显示了由于人们不能平等获得基本服务而产生的高昂代价以及因为我们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待会儿我会谈到，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机构已开始采取步骤，向有关地区部署资源，控制疫情。我们的行动直接源于我们把促进共享繁荣作为世行主要使命的决定。
当参观者进入位于宾西法尼亚大街的世行集团总部时，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墙上的这样一句标语：“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尽管通过发展来实现这个目标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但有两点是最基本的。首先，我们必须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仅在过去四年里，中国和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使2.32亿人摆脱了贫困。第二，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低收入人口也必须能够分享增长的成果。共享繁荣之所以成为世界银行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贫困。
促进共享繁荣对实现社会公正也意义重大。根据扶贫组织国际乐施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加起来相当于最贫困的36亿人所拥有的财富。想一想吧：人数远远少于今天这个会场人数的一群人占有的财富比世界上一半人口的财富还要多。在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还有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可谓是我们集体良知的一个污点。确保每个人可以从辛勤劳动中获得财务收益和成功非常重要——这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推动创新，还可以使富起来的人有条件去帮助他人。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这么多财富集中在这么少的人手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全球市场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财富，推动了创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一种经济体系的合法性也与它是否能帮助所有人获得以下两样东西息息相关：该体系所创造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不幸的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通常不能平等地被国民分享。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2014年的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中指出，在发达国家，资本的所有者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益处通常要大大高于劳动者。归根结底，我们要确保以一种有助于创造机会、尊重人的尊严的方式来分配全球经济体系产生的收益。
那么，如何来促进共享繁荣呢？我前面已经提到，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一国中最穷的40%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在2000年代，在全球78个低收入国家中的52个，这些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全国总体收入增长。但我们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各领域取得的进展参差不齐，表明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总体生活水平仍大大低于收入更高的家庭。换句话说，尽管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较快，但他们还是没能象更富有的家庭那样充分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包括改善对食品、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
根本上来说，提高个人的收入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推动共享繁荣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公平的社会。因此，除了增加收入外，促进共享繁荣的工作还要特别重视提高性别平等，改善低收入人口对食品、住房、清洁的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机会的获取。
世界银行集团如何来做到这一点？一个核心机制就是我们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来建设公共机构并催化形成富有活力的私营部门。通过成立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实践小组，世行已开发了另一个重要工具——我们称之为“交付科学。”要解决世界上最困难的发展议题，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与面临的挑战规模相符。换言之，我们是否全面地了解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又能否解决问题？第二，不管是世行内部还是世行之外，是否有人已经找到交付解决方案的途径。如果是这样，我们能否得到、应用这种解决方案并将其扩大推广？我们的全球实践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回答这些关键问题。
促进共享繁荣是世界银行集团解决不平等挑战的途径。要想找出交付解决方案的办法，至少需要采取两个步骤。首先，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对个体家庭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更好、更准确地收集低收入国家的有关数据。
其次，在提供基于项目的财务和技术援助时，我们必须继续评估项目对低收入者收入的影响。以道路项目为例：世行帮助孟加拉国修建了3000公里公路，后来我们研究了道路的改善是否产生了切实影响。我们发现，在短短六年里，公路项目涵盖地区的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7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道路把社区与市场连接起来。我们还分析了那些没进行道路升级改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23%。通过这样的评估分析，就可以看出哪些措施对促进共享繁荣行之有效，哪些措施无效。
经验告诉我们，有四项战略对实现共享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立人力资本；建设设计和实施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向私营部门提供激励以创造好的就业机会；实施具有财政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具有上述特点的项目可以优先获得世界银行的财务和技术援助。
交付科学也指导着我们对埃博拉疫情所作的反应。该病毒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传播正在失控。已经有数千人死亡，感染者可能已远远超过一万人。死亡和感染人数还在快速上升。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在西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促进共享繁荣的能力可能会迅速消失。
根据世行分析，在最好的情况下，埃博拉将给受影响的国家造成数亿美元经济损失。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刚刚走出多年战乱，人均收入很低。因此，经济增长对缓解这些国家几百万人口的悲惨处境至关重要。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到其他国家，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上百亿美元甚至更高。因此，除非我们立即制止疫情的传播，否则共享繁荣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很多人将失去生命。
迄今为止，全球对埃博拉疫情作出的反应是不足的。我是一名传染病医生，曾在海地、秘鲁和莱索托等国治疗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病人，如患有多重抗药性结核病和HIV病毒感染等复杂疾病的患者。所以，现在看到我们在流行病问题上重蹈覆辙，让人深感痛心。
在世纪之交时，非洲已有约2400万人感染HIV。虽然有钱人可以获得有效的治疗，但由于有关方面缺乏想象力，对穷人缺乏热情，非洲大陆的低收入者无法获得治疗。当时有些全球医疗专家认为，向低收入社区提供有效的HIV治疗过于困难，耗费太高。但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000万穷人正在接受HIV治疗。
我们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方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受影响国家的政府和“无国界医生”等组织已经反复提出了警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尽快弥补。
为了确定世界银行集团如何为疫情的协调响应做贡献，世行聘请了一些有在低收入国家控制和治疗传染病经验的专家，将他们派往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根据在当地观察到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们，如果现在大幅增加疫情防控投入，我们可以治疗那些患者并限制病毒的扩散。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并不很难，而且我们已有控制传染的标准化规程。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说，再拖延下去将会使控制疫情的难度几何级上升。
我们现在正在迅速行动，做好我们的工作。世界银行集团已向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拨付了1.05亿美元紧急援助资金——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多。这保证了这些国家的政府有现金来购买抗击埃博拉所必需的设备和服务。我们一共承诺了4亿美元用于支持埃博拉的治疗和控制。我们对这场危机也投入了大量分析资源，通过研究表明现在采取行动可以节省数亿乃至上百亿美元。
其他方面也在加入全球的协调响应。过去几周里，我们看到了奥巴马总统和美国采取的重要行动；英国和法国政府也正在加大努力。
然而，由于疫情范围很广，发展速度很快，因此在疫情控制方面需要有更大进展。如果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防控前景的最糟预测成为现实，多达140万人受感染，那么埃博拉就会产生真正全球性的影响。关心此事的公民应当要求政府立即向受影响的国家提供资金和人力援助。不这样做的话，还会有成千上万人无谓地死亡，同时还可能发生巨大的经济灾难。
世界银行正在全力抗击埃博拉，以阻止上述情况的发生；同时，我们积极参与此事，也是由于我们致力于促进平等。实际上，我们在世行内部也努力贯彻平等的价值观。世行的雇员来自100多个国家，说100多种语言。世行对差异性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我对这一点深感骄傲——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尊重差异性会是什么样子。我童年时从韩国移民来到美国，在艾奥瓦的一个小城长大。我知道作为外来者的滋味，偶尔也尝到过种族歧视的痛苦。而在世界银行，排外和歧视是不被容忍的。
我们在增强世行集团雇员的多元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很多年来我们在招募非裔美国人方面做得不尽人意。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我们已邀请在多元化领域最有想法的全国性领导人帮助我们，广泛、持续地寻找那些符合条件的非裔美国人候选人。我们将设立具体的指标，确保高层管理者雇用更为多元化的工作人员。我预计这方面的工作将在明年产生具体成果。
哈佛大学也正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贵校与世界银行集团正在讨论为经济学博士生设立实习机会，让他们在发展经济学副行长办公室工作。这些实习机会将使博士生们可以参与影响各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制订。我在此也邀请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申请世行扩大了的分析员和“青年专家”招聘项目，这些项目是开启世行事业的绝佳途径。
希望这些措施以及我今天的到来会鼓励你们准备简历，申请有关机会。目前有29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在世行工作。我们永远都在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而我们在贵校就找到了很多。
1957年，哈佛大学董事会授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当时罗宾逊先生38岁，刚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退役；而金博士只有28岁。六年之后，在华盛顿大游行中，金博士站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演讲。而在那五年之后，他被刺身亡。
金博士是我崇拜的英雄之一。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的哲学家母亲曾为我朗读他的演讲。今天我又想起他，不仅是由于他与哈佛大学的渊源，也是由于他多年以前就是今天世界银行集团两大目标的支持者。
在金博士去世四天前，他在距此地只有几英里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进行了一次布道。他把贫困称为一个“巨大的章鱼”，将“恼人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的村落。”他说，他不仅在密西西比、新泽西和纽约看到了贫困，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目睹了它的存在。他在布道中提出要让“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摆脱贫困。”
金博士告诉他的听众，“几周后”他将和其他人共同在华盛顿举行一次新的游行，他称之为一场“要求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穷人运动”。他解释说，在这场运动中，拥有财富不是错误，而是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给它提供了“帮助消除富人与穷人之间鸿沟的机会”。他还明确地将公正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他的话我们现在听起来都会深有共鸣：
“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他就没有生活，没有自由，也不可能去追求快乐。他只是生存而已。”
世界银行集团的两大目标与56年前金博士去世前提出的议程高度一致。促进共享繁荣可以通过提高收入、创造就业、为儿童提供教育、为所有人提供食品、水、住房和医疗保健来实现。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将增加我们共有的财富，培养人性关怀。套用金博士的话来说，我们将努力扭转历史的弧线使其偏向正义。
请加入这一使命。通过努力在你们这一代终结极度贫困，减少全球的不平等。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