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全球领导力
（准备稿）
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再次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言。感谢刘世锦主任的介绍，感谢他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的长期的支持，感谢徐绍史主任见解深刻的发言。
鉴于此次会议的主题，首先的问题是：什么是今天的常态？
随着经济逐渐向服务业转型和人口变化，中国的“新常态”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但严格地说并不新。中国经济进程的新方向是多年形成的，明年7%的指导性增长率也符合这一趋势。
深化改革适应新常态
中国能够承受较低的增长率，并且继续提供必要的就业岗位。不仅如此，降低增长率还能为推进实现“新常态”必需的改革打开空间。
需求再平衡之路是复杂的。中国需要降低债务占GDP的比重，逐渐摆脱以信贷驱动投资作为需求增长的驱动力。虽然外需能够拉动部分疲软经济，但重返经常账户盈余既不必要，在世界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也不可行。
因此，必须要以消费填补缺口，这意味着扩大中央政府消费或者增加居民消费。后者会要求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短期内最佳方式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
因此，实现平稳过渡可能需要采取瞄准消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经济放慢速度快于目前所预见更当如此。
进行中的变革清单很长：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土地改革和环境治理、修改后的《预算法》和地方债管理新规、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和存款利率、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包括农村建设用地交易权和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等等。
这些都是已在实施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中国行动迅速，不仅与其自身过去的表现相比，而且与其他需要进行结构改革的经济体、包括几乎所有其他G20国家相比亦如此。
但没有时间沾沾自喜，重要的是将改革坚持到底。
改革议程的下一个阶段会更加艰难，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上所说：
“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对付拦路虎，而是如何对付，才能让人民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受益。
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将会不同于过去采取的措施，将需要坚持不懈，因为结果可能不会像成本和负担那样立即显现出来。
下面我谈谈要实现包容、可持续和更高效的“中国新常态增长”需要改革的三个领域。
首先，使增长更具包容性
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6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如果没有中国这一成就，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但是，中国也经历了收入不均现象快速上升。
收入不均等现象快速上升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收入不均等加剧，虽然近年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略有下降。
中国在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做了巨大投入：在教育方面提高人的能力是其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在基础设施方面连通人与市场；在社会安全网方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其结果，中国的教育预算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7倍，同期社会安全网的覆盖人数从500万人增加到逾7000万人。
但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来说，机会均等是关键。
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城乡差距。如前所述，中国已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以使1亿多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生活。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目前有移民人口2.5亿，未来还会有大量人口迁入城市。
根据我们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城镇化联合研究，中国能够负担得起让所有移民融入城市，就像日本和韩国在其快速城市化阶段所做的一样。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经济适用房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这些改革都不容易。
但改革的回报将会是巨大的：更多的自由流动的城市劳动力，劳动生产率高，且能提振急需的消费需求。
有利提升均等性的另一个改革领域是医疗。中国在过去5年显著扩大了医疗保险覆盖面，覆盖人口比例超过90%。
下一波改革应着重提高医疗质量，同时控制医疗费用。中国在未来数年所做的抉择，将决定它能否以经济有效的方式照顾快速老龄化的人口，遏制快速上升的慢性病发病率。
目前我们正在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研究如何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今年下半年将分享我们的研究发现。根据国际经验，改革内容须包括逐渐减少按服务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加强医疗保险机构作为服务购买方的作用，引导需求从医院转向基层卫生保健服务。
明确、管理和监督民营医疗机构的作用，同样可以有利于促进更加经济有效的服务提供。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也可以增进均等性。随着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加，中国需要确保人民能在他们生活所在地获得医疗、教育和养老金。为保证辖区提供优质服务，中国可以采取“人随钱走”的原则，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主要资金来源，而不是像目前这种与共享税和专项转移支付相比处于次要地位的状况。
为达此目的，需要对地方政府提供服务改善民生实行问责。
“新常态”议程的第二项是使增长更可持续。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降低排放强度和治理污染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目前的十二五规划设定了控制能源强度、污染和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硬性环境目标。
人民不仅要求而且也应当得到更清洁的环境。中国很清楚，要想实现小康，就要让孩子们能够在户外玩耍，呼吸清新的空气。中国最近重申要加强新《环保法》的执法力度。
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可望通过实施目前正在考虑的措施来实现一个突破。这些措施包括能源消费尤其是煤炭总量控制、扩大目前在7个地区开展的碳市场总量控制与交易系统试点或者征收碳税。去年煤炭产量减少将近3%，这是数十年来的首次煤炭减产，也表明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可行的。
中国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将绿色雄心与绿色治理匹配起来，这就意味着建立正确的制度、改进环境政策工具，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环境目标。这就要求当局更好地协调江河治理、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并将环境成本纳入定价机制以及征收环境税。最后，要想让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环境目标，就需要改变对他们的考核方式，绿色发展应受到奖励。
从国际上来看，对中美温室气体减排联合声明的重要性绝不能低估。中国对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交的方案将会巩固中国对全球环境目标的承诺，有助于到2030年实现控制甚或逆转温室气体排放。下一个五年规划对于为达到这一目标夯实基础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使中国更健康，也有助于使世界更健康。
最后，中国希望使增长更高效、更可持续。进行中的财政和金融改革非常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才与储蓄的作用。这是一个开端，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明晰各级政府的职责、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础、进一步开放利率以及建立适合中国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货币政策新框架。
未来中国需要在市场机制与政府的作用之间实现和谐共存。为促进创新与高效已经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三中全会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原则。
李克强总理详细说明了这一根本性变化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意味着什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求政府尽可能靠后，但在必要时进行管理和监督。依法治国意味着没有例外，不管所有制或原国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十三五规划中这些原则可以以各种方式体现：
首先，中国可以继续推进对社会资本的行业开放，中国已在上海自贸区以及其他地方开展了有效的试点。由目前采用正面清单转向在全国推广限制类行业负面清单，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减轻小企业行政负担导致新企业数目猛增50%就是明证，说明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在未来促进增长与就业方面大有空间。
第二，要实现提高效率和促进创新，就需要加强竞争。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国内市场将成为主要的或者唯一的市场，确保这一市场的准入与竞争、防止垄断造成的扭曲和浪费是关键。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竞争管理机构，公平地查处非竞争性行为，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将竞争政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第三，中国可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各省市自治区目前都在制定自己的国企改革计划，划分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国企，这是很好的第一步。关注商业性国企的资产回报及其对政府预算的贡献是改革的第二项内容。
全面实行允许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改善国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但增强国企的透明度、加强管理层问责和硬化预算约束，对于提高国企经营效益和实现高效增长至关重要。
这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也至关重要，在贸易、投资与发展中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关键。
我承认，中国所追求的改革从深度与性质上来说不仅任务艰巨，也是前无古人的。正如我在发言一开头提到的，改革往往面临权衡取舍，而且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正如李克强总理最近答记者问时所说：
“改革是要触动利益的，就像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在通往新常态之路上，顶住放慢改革步伐或削弱改革力度的诱惑，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力。所以，看到中国领导人全神贯注且意识到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件好事。
如果中国设法将真正包容、可持续和高效的增长模式付诸实施，就有可能实现三赢，对于中国人民、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三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