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峰主任，中尾秀彦行长，尊贵的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
著名的儒家大学者朱熹有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获得清新的思路，保持思想清晰，这正是中国发展论坛的特点——一个交流思想、产生新想法的极好场所。参加发展论坛的辩论已成为我所在的机构世界银行的一个传统，在就任世行首席执行官之初得以继续这一传统，令我兴奋不已。
本场会的主题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重要，也很及时，因为这一改革对于加快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无此则不能实现我们共同确定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望。
及时，是由于对刺激经济增长的关注日益迫切，因为年复一年世界经济都未能回归金融危机前的增长轨道。全球贸易停滞不前，投资低迷，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得2016年成为世界经济的又一个困难之年。全球增长率令人失望，落到危机后的2.3%的低点。数据显示今年有望出现高于预期的经济复苏，但仍面临某些主要经济体政策难料和生产率增长持续停滞的逆风。
我想指出的是，去年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一、即35%来自于中国的贡献，中国预计将保持高份额，这是一个主要贡献。
在十三五规划里，中国制定了将重点放在提高生产率和推动创新作为增长新动能的宏伟目标，结构性改革成为2020年之前国家议程的核心。
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重申了对改革的高度承诺，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申了这种承诺，报告列举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泛领域取得的成果，包括在重要而充满挑战的企业改革、去产能和去杠杆等领域。
在国际上，中国主导G20将焦点集中在将结构性改革、创新、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促增长的手段。随后的研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绩效的报告，带来一些重要的观察。
有意思的是，不同类型的结构性改革，潜在的回报也不同。例如，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能从税制和金融部门改革中受益，而法律制度和财产权改革能促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对高收入经济体却不适用。
贸易自由化对低收入国家尤其有利。但劳动力市场改革、加强商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益处最大。这种分析也表明，在将改革捆绑进行时，改革的效益往往会更明显。
我着重谈一下来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验的一些启示。首先是政府在减税和减少行政负担方面的作用得到广泛承认，但围绕产业政策和促进技术变革的作用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
从原则上，市场失灵、协调问题，以及开发新技术和创新中的高风险，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实践中，政府参与的程度以及成功与否，在世界各国有很大差异。
显而易见，两方面都有成功的案例。例如，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是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案例，即使这两个国家也有失误。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是，一方面是残酷的国内竞争，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这不仅为扩大生产规模创造了足够大的市场，而且也让外来的思想创意得以利用和完善。
其他新兴经济体实施产业政策的结果好坏参半。对于有些经济体，产业受到高关税壁垒的保护而从未摆脱婴儿状态，始终是国家和经济的一个包袱。
在促进研发投资方面的实证显现出更加一致的积极结果。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通过促进研发，始终积极介入开发新技术。有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一步介入更加上游的活动，在开发新技术及其商业化方面。
中国政府中过去20年也一直积极介入技术政策和创新。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超过GDP的2%，几乎是20年前的三倍，与经合组织国家相当。中国国内的研发投入是引进技术的费用的四倍以上（在本世纪初这两方面投入是相等的）。中国也显著扩大了关键产业规划清单，并为这些行业提供大量的预算、融资以及其他资源。
因此，目前的辩论不是政府是否需要介入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应该在什么程度上介入，如何介入，使用哪些工具，市场在什么地方介入更有效。这种职责分工显然各国都不一样，在不同时间点也不一样。
第二，竞争已被证明是提升效率、推广技术和创新的强大推动力。事实上，经合组织最近提出，生产率增长放慢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对企业的竞争压力减少，这反过来又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关联。简而言之，当刺激资金充裕时，即使是低效企业也能生存。
加强竞争的方式包括降低市场准入的难易度，减少创办企业的负担，提高债权人的权益，简化破产程序使低效企业能够退出，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竞争依赖于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支持回报率最高的投资，能够为创新和创业提供资金，能够在企业去杠杆和僵尸企业的结构重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有大量经验可供中国借鉴，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
第三，劳动力市场需要能够为21世纪构建人力资本的教育体系。多管齐下应对这一挑战，这也反映出我们的经验，即，教育体系要重视儿童早期开发，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均等机会，以市场为基础和具有财务可持续性，不断推进改革，利用信息进行改善和问责。
世界银行集团收集了一些采取这些做法的良好案例，包括本地区和国外的案例。例如，日本的“儿童和育儿综合支持系统”旨在创建统一的学前及托儿和教育体系，面向所有0-6岁儿童。
在中国，上海在如何支持优质教育机会均等方面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上海建立的“委托教育”合作模式是为了缩小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而中国的大学已跻身世界领先大学之列，每年输出数百万科学、技术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
由于技术和创新发展迅速，教育体系还必须提供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根据一些学术研究发现，中国经济中现有就业岗位的半数以上在未来10年面临自动化的风险。与此同时，在老龄化社会，随着退休年龄逐渐与寿命同步，人们的工作年限会延长。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了就业面对日益自动化的脆弱性。他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最大利用非常规的创造和社会技能、解决问题技能、团队技能、领导和解决冲突技能、复杂的认知和操作技能的职位最不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威胁。
这种教育政策以及更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于确保今天的儿童为明天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我们世界银行致力于支持中国的增长政策，包括通过制定供给侧政策。我们目前正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研究，为围绕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增长新动能的讨论提供建议。
从这项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迈上开发增长新动能的轨道：中国的服务业蓬勃发展，制造业正在攀升价值链，中国的出口产品日益精密。我们相信中国进一步推进促增长政策的决心。
世行对于我们同中国之间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深感自豪，我期待着为此做出贡献。
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