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里主席，拉加德女士，各位理事，我亲爱的朋友吉姆和伊莲恩·沃尔芬森，各位部长，朋友们，
面对在座的各位讲话我深感荣幸，此次距离我在东京首次面对各位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
年复一年，我们在年会上聚首，探讨影响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生活的最严峻的挑战。年复一年，我们明确共同的努力方向，使发展惠及每个人，确保人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对于世界银行集团的工作，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好消息是，全球增长强劲，今年可达2.7%。去年二季度达到2010年以来季度增长的最高水平。
贸易正在回暖，但投资仍然乏力，我们担心保护主义上升、政策不确定性或可能出现的金融市场波动等下行风险有可能颠覆脆弱的复苏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各国都须采取行动推进必要的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在必然会更加复杂、要求更高和数字化的未来进行竞争。
我们也是再次在多重危机全面爆发或迫在眉睫的时刻开会：
- 冲突、流行病、气候变化和饥荒正在影响着世界人民，导致被迫流离失所人口突破历史记录；
- 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些国家把目光转向国内事务；
- 国际和本土的恐怖主义影响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常常令人感觉我们这个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实际上正在土崩瓦解，国家和人民相互疏远。在这种动荡之中，像世界银行集团这样的机构必须挺身而出，帮助为人类的团结建立新的基础。我们是1945年后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个世界秩序的前提是，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就可能对我们全体产生直接和长久的影响。人类团结的新基础必须使我们从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旧架构转向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发展新契约。
2013年，我们宣布了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和促进世界40%最贫困人口共享繁荣的目标。一年前，我阐述了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三条途径：加快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建立抵御冲击与威胁的韧性；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抗击全球贫困十分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有更多空间来采取大胆行动促进经济增长，保护各国防范多重严重危机，投资于人。
在我举例说明这些战线取得的进展之前，我想感谢世界银行集团的全体敬业的员工，他们为了实现我们雄心勃勃的目标而辛勤工作。我也想对我们的客户和股东们表示敬意，他们在逆境中做出巨大努力来实现他们最高的期望。
我们消除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的第一个战略支柱是加快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官方发展援助不够满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满足全世界不断高涨的期望每年所需要的4万亿美元。
今年4月，在春季会议召开之前，我呼吁以一种新方式实现发展融资最大化，即，通过系统地吸引私营部门投资，使其惠及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我们制定了吸引私营部门融资的共同原则， 20国集团今年夏天批准了这些原则。这是管理层与理事会密切合作的一个杰出典范，推动了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发展融资最大化不是基于意识形态，也不是适用于所有发展挑战的万应灵药，而是一个基于证据的模式，籍此我们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发展中国家为人民办事所需要的资源达到最大化，同时又使公共债务负担最小化？
发展融资最大化意味着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既让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又让国家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发展目标。我们和世界银行集团各部门的团队一起将这一模式付诸实践，已经初见成效。
三年前，埃及的能源补贴达到GDP的6.6%，超过政府在卫生、教育和社会保护上的支出总和。当埃及表示要改革能源行业时，世界银行集团设计了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计划：
- IBRD提供技术援助和分析专家以及三年的30亿美元政策改革贷款；
- IFC向私营部门提供6.45亿美元贷款；
- 由MIGA提供2.1亿美元风险担保，IFC和MIGA联合动员20亿美元私营部门投资投入埃及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入网计划。
政策改革、私营部门初始投资和风险担保，帮助吸引了15家银行和20家投资方参与一个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园区项目，其中很多投资方也要投资未来的项目。这一努力为埃及的天然气行业吸引私营部门投资逾150亿美元。
由于努力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和其他改革，埃及政府将财政空间扩大了约每年140亿美元，使政府得以推出两项新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惠及170万埃及贫困人口；针对最贫困人口的食品补贴提高了300%；政府扩还大了校餐计划的规模。
我们从埃及的这项努力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启示，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积极主动地创造市场，而不是坐等市场自行出现。而且我们证明，这种模式对于基础设施以外其他行业的融资也是可行的，比如帮助土耳其卫生部门改革。
2002年，土耳其的婴儿死亡率远高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预期寿命则低于后者。因此政府启动了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全面改革， IBRD为此提供了咨询建议和贷款。
土耳其在2010年启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IBRD提供了1.34亿美元贷款和技术支持；IFC投资2.41亿美元，调动了5.4亿美元私人投资；MIGA提供了政治风险担保。
其中一个旗舰项目是“Elazig综合健康校园”项目，建设一座4亿欧元、1000个床位的医院资金来自土耳其PPP计划发售的首笔项目债券。MIGA和EBRD同土耳其建筑集团Rönesans Holding和法国基础设施投资公司Meridiam合作，开发了一种创新型信用增级应用，使项目能够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获得的穆迪投资评级比土耳其主权债券还高两级。
这些投资虽然不多，但是土耳其医疗卫生行业宏大改革计划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显著增加了就医机会，改善了公众健康。2002年土耳其人口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不到2/3，能够经常就医的人口刚刚超过半数。医疗卫生转型计划达到了近乎普及——可负担的医疗保险覆盖了土耳其人口98%。
这个计划也带来土耳其全国医疗卫生行业的显著改善，婴儿死亡率降低一半，预期寿命从71岁提高到74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55%。
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两个， 籍此说明我们在世界各地推广和传播的事情。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正当其时，目前有10多万亿美元投资在负利率的债券里； 24万亿美元投资在低息政府债券里；5万亿美元现金闲置一旁，等待回报更高、更好的投资机会。
去年在达沃斯，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说，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他说：“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发展融资最大化，是我们使全球市场体系惠及每个人的最佳契机。
我们需要接受一个理念，即，我们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创造机会均等化。发展融资最大化模式给予各国修建桥梁、太阳能园区和医院的资源，为学校、就业培训和社会安全网腾出资金，创造双赢解决方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让人人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实现他们的最高愿望。
我们的第二个战略支柱是建立抵御多重冲击和危机的韧性，其中最关键的是气候变化。
谈到气候变化，我们的时间不多了，2016年再次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过去三年每年都破纪录。全世界每年有2600万人因极端的自然灾害致贫。
我们必须减少碳足迹，帮助各国适应自然灾害，像最近加勒比海的飓风和南亚的洪灾。
去年，世界银行集团为气候投资项目提供贷款128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22%。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气候相关投资项目的最大资金来源，我们正在稳步推进到2020年贷款总额中28%带来气候效益的目标。
我们也利用我们的召集力，联合政府和私营部门，扩大气候行动规模。仅21个新型经济体的巴黎承诺就有23万亿美元的潜在投资，包括绿色建筑、可持续交通、可再生能源和能效。
我们需要数万亿而不是数十亿美元的气候智慧型投资。在未来15年将有90万亿美元投入基础设施，仅仅是为了更换发达经济体的老旧基础设施和满足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增长。目前，基础设施投资最多每年3.4万亿美元左右，但需求却接近每年6万亿美元。所有这些都必须是气候智慧型、低碳、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
我们同联合国和法国一起主办今年12月12日的巴黎气候峰会，帮助投资者与气候智慧型投资机会对接。
与气候变化一道，我们必须做更多事情来帮助难民，帮助那些接收难民为世界做公益的国家和人民。
一年前，在难民危机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特别基金，给约旦和黎巴嫩提供了2亿美元赠款和逾10亿美元优惠资金。黎巴嫩接收了150多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人均难民比例世界最高。约旦接收了130万叙利亚难民。在这两个国家，81%的叙利亚难民在35岁以下，70%是穷人。
这个工具现在叫“全球优惠融资基金“（GCFF），正在发挥出显著影响。在约旦，GCFF帮助给叙利亚难民提供了5万个正式工作许可。在黎巴嫩，这一基金资助修路和就业计划，创造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逾百万人日，还收容流浪儿童上学读书，防止发生失去的一代的悲剧。
今年，我们还采取重大措施打破围绕流行病的恐慌与疏忽恶性循环。我们往往在传染病成为全球威胁之前对其爆发疏忽大意，在威胁消退之后又很快置之脑后。有了流行病应急融资基金，我们首次有了实际上的流行病保险，4.5亿美元保险可在流行病达到关键阶段时向最贫困国家自动拨付资金。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与金融市场共同承担低收入国家的流行病风险。对于饥荒或者其他人道危机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我相信我们能做，而且我们目前正在努力。
我们的第三个战略支柱是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
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努力为世界一些最贫困地区罹患可怕疾病的人提供照顾。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我的同事和我一直在倡导增加对人的投资。
我们通常提出一个道义上的论据，即，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实现其最高愿望。提供医疗、教育和社会保护，是给人机会的最强大的方式之一。
我们始终清楚，投资于人是件理所当然的事；现在我们认识到，从经济上来说，这可能也是件最明智的事。
在过去一年，我们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发现对人的投资，特别是对人的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的投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远比我们认为的强大得多。
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些经济学家同克里斯·穆雷及其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合作，这个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机构也同盖茨基金会密切合作，我们请他们利用其强大的分析工具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改善之间的关系。
我使用这个词“人力资本“，因为我想对今天在座的各位财长们说明的一点是：当你们投资于人的时候，你们是在投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
我们常常听到领导人说，“首先我们要发展经济，然后再投资于人。“对人的投资就是对经济增长的投资。
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
如果对比一下人力资本存量改善最大的前25%的国家和人力资本存量改善最小的后25%的国家，差别是巨大的。
我们研究了1991年至2016年的25年，这些国家在这25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差别是年均GDP的1.25%。我们但需要做更多研究，但这说明回顾历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生了巨大影响。
展望未来，可以肯定，对人的投资在未来日益数字化的经济中将会变得愈发重要。有些研究估计，今天的小学生里65%将从事目前还不存在的工作或领域。
我们知道，各国必须对如何使用稀缺的公共资金做出艰难的抉择。但我们相信，而且证据也表明，越是更多、更有效地投资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经济就会搞得越好。
这种理念的出现已有一段时间，但有了更好的数据，分享数据更透明，有了新的更强大的分析方法，我们现在认识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
我们很快将会发布一个文件，叫做《国富论的变迁》（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我们首次将人力资本看成是国家整体财富的组成部分，研究结果是它占世界各国财富的65%以上。
在富国，人力资本在整体财富中占比要大得多；在低收入国家占比则小得多，所以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现在亟需投资，因为我们面临若干人力资本危机：
- 全球有1.55亿儿童发育迟缓；
- 全球有4亿儿童缺少获得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
- 每年有1亿人因高额医疗费致贫；
- 世界贫困人口仅有1/3享有社会安全网。
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行动，到2030年仍会有1.67亿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投资建立人力资本的方式。上周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宣布了“人力资本项目“，这是为加快帮助各国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做出的努力。
“人力资本项目“将包括三方面的努力：
- 我们将加快创新型和基于结果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融资；
- 我们将继续挖掘将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数据，我们将寻找新模式和新答案；
- 我们将形成一个广泛的联盟，包括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国际金融机构、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
最终，项目将包括排名：一个是聚焦人力资本存量，另一个是衡量投入——即国家目前为建立人力资本所做的投资。
我们试图创造条件，使得各国首脑和财长难以抗拒对人的投资。我们试图创造一个环境，使得投资于人不仅仅是一件符合道义的事，而且事实上也是他们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是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刻不容缓的事。
这会引起争议，但我们负有道义责任来向股东们揭示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准备帮助每个国家加快人力资本投资的质与量的提升。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以你们期望的规模来满足各国的需求——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
多年来，我们已证明我们不同寻常的物超所值——总计190亿美元实收资本已产生：
- 9000多亿美元融资；
- 500亿美元储备；
- 280亿美元转移给IDA和其他计划。
面对巨额发展需要和高涨的期望，需求是巨大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IBRD的贷款组合几乎翻了一番，IFC的贷款组合扩大了三倍，在过去10年股权投资组合扩大了五倍。
如果我们不增加财力，IBRD就不得不将年度贷款承诺额大幅缩减1/3，IFC也不得不减少在IDA借款国和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投资以及股权投资，使其无法具有在世界最艰难的环境中创造市场的能力。
我们同在座各位一起开展了很多好的工作。很多国家实现发展，取得进步，上升到新的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同在座的各位公开对话，以使世界银行集团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能够对实现我们两大目标发挥最大效应的地方。
增加了资本，我们才能履行承诺，建立一个财力雄厚、有能力提供满足借款国愿望的世界银行集团。
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不仅仅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巨大的需要。
人们的愿望在高涨。而愿望与机遇联系起来，能够产生动力和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没有机会实现愿望，失望不断上升，就可能导致国家走向脆弱、冲突、暴力、极端主义，最终导致移民。
我们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寻找双赢解决方案，实现发展融资最大化，为资本所有者创造获取更高回报的机会。
我们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利用我们的各种金融工具，保护国家防范多重危机。
我们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各国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
担任世界银行集团行长五年来，尽管世界上麻烦不断，但我从未如此乐观地坚信，我们能够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我们能够建立人类团结的新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正如伟人马丁路德金所说：“以此时此刻的强烈紧迫性，”他很清楚这一点，他又说：“有这样一件事，就是太晚了。”
如果我们致力于这三大战略支柱；
如果我们投入适当的资源；
如果我们以当今时代所要求的强烈的紧迫感行动起来，
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成为有史以来在地球上消除贫困的第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