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赫尔曼院长的介绍。我很高兴重返乔治城大学，一方面是因为你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另一方面是因为1983年我曾在这里学习过。我那时是外交学院外交理学硕士学位项目的在职研究生。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时任院长阿伦·古德曼，更多人知道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博士，我很荣幸在她成为美国国务卿之前选修了她的美国外交政策课。
我今天想给你们讲讲推进发展进程的必要性。本周早些时候，我主持了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个员工大会。那是星期一，是美国的退伍军人纪念日，也是很多国家的国殇纪念日。
碰巧的是，退伍军人纪念日就在柏林墙倒塌周年纪念日的两天之后。正是在30年前，德国人民撕破了铁幕，使国家获得统一。柏林墙残壁上的一句留言说得好：“很多微不足道的人们，在很多微不足道的地方，做很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11月9日和11日对于理解20世纪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和21世纪的基础至关重要。今天可能不记得了，但柏林墙的倒塌引发了真正的全球庆典——亿万人找到了通往自由之路。
我1983年在乔治城时，柏林墙还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障碍。主要发展问题之一是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对增长造成的拖累。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人民面对审查制度和国家控制，不仅生产资料而且人身自由受限，产生的是一个既不能推动经济进步又不能与西方繁荣的市场化民主有效对接的制度。那个时期正是美国、西欧和日本通过法治、市场价格和私营部门增长创造繁荣的时期。
与此相反，1983年我在乔治城上的一门课是关于所谓“易货贸易”的，即，苏联集团国家和国有企业基于谈判交易而不是价格和质量交换物资。这是非常低效的，原因是大规模的资本错配、缺乏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以及不当的激励机制。与此相关的发展挑战是如何缓解易货贸易制度造成的全球低效率的成本，这项挑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
我们今天面临重大的发展挑战，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数十年较好的经历积累的共同知识来取得进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减贫和收入增长取得了显著成就。到2015年，10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脱贫人口中很多人在中国。从2010年至2015年，在我们所监测的91个经济体中，有70个经济体的底层40%人口实现收入增长。市场化改革、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跨境流动更加自由，带来了显著的进步，提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亿人的生活水平。对于我们世界银行集团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减少极端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
然而，目前还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相当于地球上每12个人中就有1个。在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上升。我们看到很多经济体爆发抗议活动，包括玻利维亚、智利、伊拉克和黎巴嫩。虽然挫折感和催化剂各不相同，但情绪有许多相同之处，即，人民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或自由如其所愿获得改善，在有些情况下政府也没有依照人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冷战的结束开辟了一条通往更加开放、和平的世界之路，在那个世界人民可以建立基于机会均等和更大繁荣的民主制度。但这个承诺对于许多人仍未成为现实。缺乏增长导致收入水平降低从而加剧不平等是导致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内乱的关键因素。很多人没有取得进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青睐一小撮精英的制度。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推进发展进程的必要性。
我想和你们就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和可能有助促进基础广泛的增长的措施问题分享一些想法。我的希望是目前的环境能够引向更好的制度和在所有经历内乱的国家实现和平的降级，这是一条建设性的前进之路。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肯定是造成挫折感的一个因素。欧洲的制造业活动急剧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充其量处于停滞，这是世界银行2019年年中下调增长前景预测的题目。值得关注的是，很多政府已经在采取增加政府支出和购买央行债券等措施，希望能够提供刺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政策所做的更多的是扭曲市场和提高资产价格，而不是刺激基础广泛的增长。央行刺激措施主要依靠扩大短期负债来为长期资产所有权提供资金。这一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寄希望于长期资产——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升值会刺激消费和生产性投资。问题是这一刺激措施的传导机制仅限于收入分配的上端——那些拥有大量资产或发行债券的人。
有些国家也采取了改进税收和监管制度来鼓励基础广泛的增长，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刺激措施的结果是财富的大量集中和不平等上升，这是许多经济和选举抗议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
当然，许多其他全球性趋势也在以新方式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从气候变化到颠覆性技术，比如自动化、数字货币和大数据。围绕贸易对就业的影响的担忧促使保护主义上升，造成投资不确定性和增长放缓。当经济开放的收益未得到广泛分享时，就出现一种风险，即，人民通过上街或投票箱来责怪市场制度而不是种种障碍。结果是在全世界很多地区包括一些国家爆发抗议，专制的政策阻碍市场正常运作，使得提高收入所必需的增长更加难以实现。
在我担任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的前7个月，我强调要根据每个经济体的独特情况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计划的重要性。我最近访问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巴基斯坦，他们采取了一些可以提高增长率的基本措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只有25%，巴基斯坦妇女参与就业面临重重障碍。有些措施可以有所帮助，比如让女童上学；改变关于早婚、工作和家务的社会规范，提供育儿支持，确保交通安全。缩小性别差距可以促进基础广泛的增长，协调税制和贸易及投资自由化也能达此目的。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我们都鼓励有助提高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友好型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确保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我们需要的增长不能仅使有权有势的人受益，而是要使人人受益。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促进对收入阶梯底层40%的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在有些地方，这意味着投资有益于贫困人口的生产性资产，比如基础设施或牲畜。在另一些地方，这意味着投资改善健康和教育结果，使国家能够建设人力资本。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经济改革可能是艰难的，对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精英阶层对公共服务的捕获和有些国家未能给大多数人民提供有效的基本服务。我们与各国密切合作确保其财政改革努力不会削弱基础广泛的繁荣和对制度的信任。
我们也看到贫困在受脆弱性、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国家变得愈发根深蒂固，这使我们的减贫任务更加艰巨。很多贫困家庭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与可能改善生活的基础设施和商机隔绝。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成为敌对组织或掠夺性政府的目标。我们努力为他们提供支持，建设更好的社会安全网，帮助他们应对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的影响。我们帮助这些社区建立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韧性。
我主要讲了帮助国家制定正确的技术政策来培育基础广泛的增长。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腐败在各发展中国家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鼓励采取良好的政策和进行战略性投资很重要，我们需要帮助各国建立强有力的制度。在很多发生骚乱的国家，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基本社会契约遭到破坏。脆弱或掠夺性政府往往利用有限的资源保护既有内部人员及其盟友，恐吓或惩罚其对手。公民被夹在中间，无法信任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和为广泛繁荣创造条件。这就造成幻想破灭和治理不善的恶性循环，正如我们所见，可能出现民众情绪失控涌上大街。收入中位数停滞日益与民主和政局稳定不兼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帮助各国为促进基础广泛的增长加强制度能力。一个关键措施是加强法治。我们多管齐下，比如通过改进国家司法体系内专业化职能的定向干预，通过赋权妇女、贫困人口及其它边缘化人群，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等等。我们与各国合作帮助他们建立有能力、透明和负责任的制度，以及设计和实施根除腐败的计划。
我们的另一个方式是投资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半数以上的10岁儿童不能阅读，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在我们最近召开的年会上，我们制定了到2030年把学习贫困率降低一半的目标。我们也关注健康，包括降低可预防的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确保妇女儿童能够获得医疗卫生服务，降低儿童发育迟缓率。投资人力资本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确保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这一增长。
我们敦促各国改善债务管理和提高债务透明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债去年达到创纪录的7.8万亿美元，比2007年的外债存量增加一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借债来源于非传统债权人，包括非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和商业债权人。这些非传统债权人往往将保密协议强加给借款方，增加了评估国家整体债务负担的难度。增强透明度为国家带来真正的红利：那些在这个领域改善的国家享有较好的信用等级和较低的借款成本，对外国直接投资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人民有权了解他们政府借债的条件。
我概要介绍了我们为确保社会包容、支持基于市场和开放的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基础广泛的增长所做的工作。正如我所说，我们所看到的内乱受到各种特殊因素的驱动，比如采用新技术和一些国家最近出现的中产阶级的期望值改变。重要的是国家要拿出一系列能够响应国民需求变化的政策。一个机会是数字支付的发展。数字支付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更充分地包容原本被现有金融体系排除在外的人群。例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妇女、新企业和贫困人口可以通过非易货方式与他人交流，实际是一种现金经济，比他们目前的替代方式要有效得多。
我想留给各位我的一位前任、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他1997年的一个讲话，题目是“包容的挑战”。他说：“作为发展界，我们面临着一个关键的抉择。我们可以继续一切照旧，在这里做一个项目，在那里做一个项目，往往落在贫困曲线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制定国际协议，然后置之脑后。我们可以继续沉迷于争抢地盘，争夺道义高地。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带来真正的变化。”
在世界银行集团，我们努力应对我今天所描述的错综复杂的全球格局的挑战。我们坚持致力于减少极端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的使命。我们不会放弃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打破障碍和给予人人一个成功的机会，国家就能建成更加开放、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我深信全世界人民都有权获得真正的进步，并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