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很高兴出席今天的经济峰会。
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召开之际正值中国经济复苏近期前景非常乐观，正是开启对话的良好时机。事实上，强劲的经济复苏正是加快改革和行动步伐、促进绿色发展和绿色增长的大好机遇。
中国近年来在减缓自然资产耗竭和环境破坏速度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10年前相比，经济增长需要的能源、矿物和水资源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和空气污染程度降低。但是，要实现中国自己制定的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中国还需要做得更多，而且需要尽快开始。
中国的绿色转型需要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能源部门、工业、交通系统、城市和土地利用模式都需要根本性的转变。
我想说，中国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把这一根本性转型化为经济机遇，并真正促进气候行动，以释放新的增长来源、新的就业来源和新的创新来源。
我想具体讲五点。
第一，中国拥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和很强的制造能力。许多低碳技术，包括风能和电池储能，在创新、制造和运营方面展现出越来越大的规模收益，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相对于小国的比较优势。在中国逐步部署低碳技术可以压低整体价格，降低减排成本。由于规模大，这是可以实现的。
第二，除了自身的国内市场外，中国还有机会扩大低碳产品的出口。世界人口的85%和全球GDP的90%目前都集中在作出承诺实现碳中和的国家。因此，整个市场规模实际上超过中国本身的市场。
第三，中国正在快速建立绿色创新能力。中国已经占2019年全球能源研发支出的24%。仅在过去5年里，中国的初创企业就吸引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早期能源风险投资。中国的气候变化相关专利也在加速增长，特别是在低碳信息和通信技术、建筑和太阳能等领域。然而，低碳技术专利仅占发明专利总量的5%，给中国赶上低碳技术专利占比较高的发达国家留下了空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创新政策在推动竞争方面尤其成功，降低了现有技术的制造成本，比如风能和太阳能以及储能技术。
然而，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世界要实现巴黎气候目标，都需要绿色氢能和碳捕获、使用和储存等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需要更多的设计密集型和突破性创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从研究的数量转向研究的质量，因为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突破性创新。
第四，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占GDP的47%，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可以动员起来为绿色投资提供资金。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脱碳将需要大规模的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我们估计，从现在到2060年，仅电力和交通两个部门就需要投入14至1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期GDP的1%以上。
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关于这一点前面的发言嘉宾已经提到，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色债券和信贷市场。截至2021年，中国主要银行的绿色贷款达到2.3万亿美元，未兑付的绿色债券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数字看起来很大，但绿色资产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占比仍然很小，绿色贷款占贷款总额的8%，绿色债券仅占债券总额的1%。因此这个市场、特别是绿色股票市场存在增长空间，早期风险投资也很有限。回到研究和突破性创新问题，早期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这也是具有金融市场创新机遇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增长机遇。
第五，我们预测，向碳中和过渡带来的就业岗位增加数量将多于岗位流失数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已有54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就有400多万个就业岗位。在绿色经济中，就业岗位主要是在高技能领域、高生产率行业，而岗位流失将是在低生产率活动中。因此我们预计新增就业岗位将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而岗位流失集中在内陆地区，对此必须加以管理，因为机遇很重要，但必须对劳动力流动给予支持。
中国现有的大部分碳密集型资本存量可能会过时。这个问题越早着手解决越好。例如，中国40%的燃煤电厂是在过去10年中建成的，其中一部分资产可能需要提前退役，而且确实值得考虑一下是否是时候停建了。污染行业的就业岗位将会流失，而中国10%至15%的就业岗位是在碳排放相对较高的行业。
最后我想就劳动力方面讲几点。为了适应绿色转型，中国需要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劳动者需要享受当地的公平的养老和其他社保福利，并且必须能够异地转移，他们也需要具备过硬的、可转移的基本技能，他们还需要再培训计划。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曾经成功地实现了快速结构转型与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这一绿色转型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