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继续致力于应对全球难民危机，从国际开发协会（IDA，世行面向最贫困国家的基金）第18轮增资（IDA18）中拨款20亿美元支持接收难民的低收入国家。
我们还首次通过新成立的全球优惠融资基金向接收难民的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从接收数百万叙利亚难民的约旦和黎巴嫩开始。
在这些危机和应对危机的努力中，世界瞬息万变。在一些地区，我们目睹全球化遭拒，关于全球市场体系的好处众说纷纭。
今年在达沃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市场是汪洋大海，我们都在里面游泳，无法回避。我在此引用他的原话:
“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
的确，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最近对美国和欧洲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劳动大军中的部分群体出现空洞化。我们最近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一起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贸易使贫困人口受益匪浅，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到其好处。在很多地方，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就业岗位消失。
目前在英国就在开展一场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
确保人人都享受到全球化的果实，这对于世界上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是当务之急。但是，全球化还产生了其他影响，特别是对人的期望，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
2015年由193个国家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出对一个没有贫困与饥饿、免遭环境与社会灾害威胁的世界的愿景的期望。
我每到一处，都亲眼目睹这种宏愿。
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行长，我出访过六个大陆，接触过世行189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几乎在每个国家，我都看到人们使用手机和电脑。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他们得以确切了解其他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长期以来报纸和电视承担了这种功能。
区别在于，现在卢旺达布塔雷的某人可以在脸书上给他在基加利的表兄弟发信息，沉迷于80英里以外的生活详情。他们俩每天都能和一个正在巴黎求学的朋友通话，了解4000英里以外的生活。依靠卢旺达良好的的连通性，他们能以闪电速度互相传送邮件、照片、视频、快照、推文和文本。
确切了解国内外其他人的生活，导致一种期望的汇合，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在出访中，在我看来似乎人人都期望得到他们能看见的东西，不仅是在周围环境中，还有他们上网看见的东西。
我想知道我的印象是否有数据依据，于是我请我们的经济学家比尔·马洛尼和劳拉·奇奥达挖掘一下数据。我们是否正在目睹一场全球范围的期望的汇合？
他们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经济水平的民众对他们15年前和今天的财务状况的感受。
他们研究互联网连通趋势，研究民众是否表示对在国外生活感兴趣，以说明他们的期望是否受到其他国家生活水平的影响。
这项研究还很初步，但我们有所发现。
人的相对幸福取决于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位置，也取决于其自身收入与参考收入比较的结果。
通过研究对生活水平满意度的数据，我们发现，如果参考收入增加10%，自身收入至少要增加5%，才能达到同等的满意度。
对于较贫困人群，这种权衡取舍甚至更大—人越穷，越需要更大的收入增加幅度，才能保持满意度。
我们还发现，随着上网日益普遍，人们越来越向外寻找参考收入，这种关联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
攀比在过去曾是邻里之间，但现在不再是周围邻居，因为有了网络连通，攀比对象可能是世界任何国家的居民。
发展中国家的网络连通扩大了。根据盖洛普的数据，最贫困的20%人口的互联网接入率提高了近两倍，从2009年的11%提高到目前的21%。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在12亿人口的非洲，2015年年底有2.26亿智能手机上网，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会增加两倍，达到7.5亿。我们认为，随着更多的人上网，期望也会持续上升。
重要的是要记住，期望不断上升，不仅是希望获得其他人拥有的东西，他们也要求获得许多人还没有的机会。
哥伦比亚奎布的一个穷孩子可以给她在波哥大的朋友发信息，了解关于她的学校的一切，她学什么，毕业后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她再看看自己的学校和就业前景，她可能会希望获得同样的机会。
我们发现，如果人们对教育质量、早期儿童教育计划、安全保障和医疗保健感到满意，他们对生活水平表达的满意度就会高得多。这些都是世界银行集团大量投资和积累专业知识的领域。
我出生时韩国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期望的上升我认为值得庆祝，但我也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跟上期望的上升速度。
期望，与机会相结合，可以产生动力，促进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增长。但是我担心，假如没有机会实现期望，挫折感很可能会导致脆弱、冲突、暴力、极端主义和最终的移民潮。
我们已经目睹令人担忧的趋势—20亿人生活在受脆弱性、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的下降期之后，2010年以来暴力冲突快速增加。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事件增加了120%。
到2030年，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将生活在受冲突和脆弱性影响的地区。我们如果不能战胜这一挑战，就无法实现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
在世界银行集团，我们相信我们都有道义责任做得更多，帮助民众摆脱脆弱性与极端贫困，帮助实现他们居住国的稳定，给予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集团将IDA18用于脆弱国家的拨款增加了一倍，达到140多亿美元。我们需要继续寻找新型和创新方式惠及贫困人口，通过发展资金使世界更安全，更稳定。
面对高涨的期望—蕴含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在我去过的每个国家随处可见--我们必须快速行动起来，确保这些期望不会变为愤怒、反感，甚而最终变为极端主义和移民潮。
从道义上和伦理上，这是正确之举。但是由于期望不断上升，任务之紧迫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必须以超过以往的规模行动起来。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以需要的速度与规模行动起来满足期望呢？
2015年，在国际社会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前，联合国和各开发银行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讨论如何寻找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清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社会必须推动我们的讨论从“数十亿”官方发展援助转向“数万亿”各种投资，包括公共和私人投资、国家和国际社会投入、资金和能力投入。
“从数十亿到数万亿”是我们用以形容所需资金规模的缩略语。
但是要想达到数十亿，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现在，诚实地说，我们改变工作方式改变得还不够。
为了成功完成我们面前的重任，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发展融资模式。
在我们与投资者的对话中，他们几乎一致表示，如果风险少一些，他们都会考虑投资新兴市场。鉴于许多资本持有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很低，应该存在双赢方案的潜力，既能让资本获得更高的收益，又能让发展中国家获得急需的投资与专业知识。
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系统地消除国家风险，使私营部门能够投资，与此同时确保这些投资造福于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
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处于全球市场体系与新兴国家和贫困人口利益之间的诚实的中间人，确保双赢。
我们认为所有开发金融机构都应当通过一整套促使贫困人口资源和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吸引私人资本。我们尚未达到目的，但这是我们认为要达到目的前进方向。
首先，对于我们支持的每个项目，我们都必须问一问：“私营部门能够按商业条件投资这个项目吗？”
2006年，约旦政府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投资改善安曼的阿丽亚女王国际机场，这个项目本来可以只用公共资金投资，但政府有兴趣看看能否吸引私营部门参与。
世界银行负责这个项目的员工约翰·斯比克曼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的一位同事联系，国际金融公司是世行面向私营部门的机构，这位同事在沙特阿拉伯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对市场很熟悉。
他们一同与约旦政府合作，为私人投资奠定了基础。IFC制定了适当的交易架构，并投入2.7亿美元自有资金，使得我们能够吸引足够的商业投资来支付项目的其余费用。
政府把机场运营承包给一家法国公司，后者向约旦支付年费。这是一个真正的公私合作项目。约旦获得净收益的54%，年年营利。
在过去9年里，在没给机场改造直接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约旦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收益，而且不需要还贷。
我们要在各地寻找更多像阿丽亚女王机场这样的机会。
这就是说，当某个项目具有商业可行性时，我们必须在整个国际发展金融体系内—包括多边和双边金融机构在内— 达成一致，帮助政府谈判私营部门交易，实现物有所值，确保良好治理，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现在我告诉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可不容易。
第二，我们必须鼓励上游的改革。我们在土耳其能源行业有一个实例。在过去10年里，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我们支持创建了电力和天然气市场，重点放在法规和价格结构上。我们利用公共资金投资公共设施，比如输电网扩建，并为修订节能法规提供咨询建议。
随着市场开放，IFC率先投资可再生能源， MIGA（世行专门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和信用增级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仅用50亿美元公共投资和政策性贷款，土耳其吸引电力和天然气私人投资逾550亿美元。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项目风险，而是消除整个国家的风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有的项目，特别是对于那些由于市场失灵或者认知风险的原因在商业上并不可行的项目，我们都与政府合作推进监管和政策改革，尽量使这些项目具备商业可行性。
第三，我们必须以创新方式利用公共或优惠资金来缓释风险，混合使用资金支持私营部门投资。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风险缓释机制，叫做管理联合贷款组合计划。这个平台让经合组织国家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投资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并获得投资收益。
IFC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提供10%的第一损失担保，创造了一个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贷款组合投资等级风险评估，这使得安联保险这种风险偏好相对保守的企业得以投资新兴市场。安联将提供5亿美元。这个平台可以为每一美元公共资金调动8至10美元私有资金。
例如，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是为英国一家养老基金找到一个投资途径，能够投资达累斯萨拉姆的公路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大量公益。
同样，过去几年MIGA一直在与英国国际发展部、瑞典和加拿大合作，捐助资金中的9000万美元目前用于吸引8亿美元私人投资，用于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项目。
我们的新工具还包括创立25亿美元的IDA私营部门窗口，这是我们创纪录的750亿美元IDA增资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一个提供无主权豁免项目担保的风险缓释机制和一个在市场未开发前缓释货币风险的本币基金。
有些部门只能利用公共资金，其目标无法由商业融资的成本回收要求来满足，而我们的希望是，如果我们在创建市场和遵循这些原则两方面均获成功，各国就能利用稀缺的公共资源更多地投资于人，加强韧性，应对危机。
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探索将私营部门也纳入这些领域的路径，但前提是符合每个人、特别是那些目前被排斥在发展效益之外的人群的最佳利益。以性别平等为例，开放针对妇女的贷款渠道，释放女性的创业潜力，对性别平等起了促进作用。
为女性提供资金渠道是一个不用动脑的问题，但我们也要做工作改革政府政策，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新的资源。
这些原则不仅在稳定国家具有相关性，在脆弱与受冲突影响国家也能奏效。比如在伊拉克，连年战乱，疏于发展，导致每日停电，使经济陷于瘫痪。我们提出：私营部门能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发电和输电项目？
答案是，发电可以，但输电还不行。我们投入2.5亿美元IFC的资金，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改革方案，又调动了1.25亿美元私人资本投资电力生产。
这项投资将一座现有电厂的发电能力扩大了50%，为300万人口带来了电力，并帮助完成一座新电厂的建设，发电量占巴格达供电的一半。
让私营部门参与创造就业和发展经济，可能是未来防止冲突的最佳方式之一。
但是我要说清楚，这不是像过去那种糟糕的私有化，我曾是过去糟糕日子的抗议者。我们谈的并不是要恢复一种方式，即，对待管理不善的公共服务或者不盈利的国有企业，对策往往是过于简单化的私有化尝试。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们的一个贷款项目里，我们给塞内加尔电力公司SENELEC开出了私有化的药方。几年后，私有化失败，政府不得不回购这家电力企业。
很多类似的私有化方案都未经过深思熟虑，缺乏对国有和私营企业管理者的职能与义务的清晰认识，未包括全行业的彻底改革。
如今，我们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监管环境能否为高效管理提供激励，能否自始至终运用商业原则，服务补贴是否透明，是否针对贫困人口，而且最好是补贴资金不干预到商业可行性。
我们谈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方式。在亚的斯亚贝巴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私人资本对于发展至关重要，但发展必须由国家主导，必须始终关注造福贫困人口。
对于每个项目，我们都必须问问自己— 什么是政府的优先重点？怎样才符合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的最佳利益？我们能否找到双赢方案？这些投资是否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可及性、包容性和平等相契合?
这种模式说起来容易，但改变全球发展架构使其朝向这个方向将会非常困难。
发展界尚未达到这个境界，世界银行集团也未达到这个境界。但是，这是我们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世界银行集团清楚，我们必须先从自己做起。
我们需要在自己机构里做以下事情：
- 我们必须改变激励机制。
当约翰·斯皮克曼帮助阿丽亚女王机场搞定私人投资时，他的所作所为违背了自身利益。按照激励机制的架构，他最好是努力搞定贷款架构，尽快提交董事会批准。
如果一名世行员工花了数年时间进行项目准备，成功地使项目具备了商业可行性，对这一成就我们应当额手相庆。
而现在我们却没有。
但是我们在努力改变激励机制—界定和跟踪商业资本的直接调动，奖励吸引私人投资的一切努力。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跟踪体系，能够抓住间接形式的资金调动，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奖励那些专注于咨询项目、构建市场和创造投资环境的员工。
- 我们必须在世界银行集团全面大幅提升工作成效。
这是关乎提出正确的问题—项目的资金结构是否对商业投资具有可行性？如果没有，需要如何调整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这意味着IBRD和IDA的员工必须像私人投资者一样思考，而IFC和MIGA员工必须像公共政策改革者一样思考。
如果双方机构的员工都能相互设身处地地思考，我们就能朝着发展融资多元化迈出一大步。
- 我们需要改变对自身的看法。
目前，我们把自己看成是贷款方，我们把自己看成是投资方。
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为发展议程尽绵薄之力，直接投资项目，致力于具体的政策目标。
相反，我们必须把自己看成是战略顾问和诚实的中间人，为寻求更大回报的资本与寻求实现最高期望的国家牵线搭桥。
我们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把我们的知识附加到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上，不仅是关于修桥、发电或者饮用水消毒的知识，还需要附加上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做好这些事情的知识。这是一套非常具体的技能，也是世界银行集团这类机构的特色。
不仅要把我们的知识与我们自己的资金挂钩，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知识，将知识与我们从私营部门调动的海量资金挂钩。
我们必须成为处于全球市场体系与新兴国家和贫困人口之间的诚实的中间人。
我们认为，发展界人人都应成为诚实的中间人，帮助寻找双赢的结果，让资本持有人获得合理的回报，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投资的最大化。
现在正是找到这种双赢解决方案的绝佳时机，数万亿资金闲置一旁，利息微薄，投资者寻找更好的机会，我们应当调动这些资金，帮助实现全世界人民的殷切期望。
这是对我们的自我概念的根本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开发金融机构争抢投资项目，特别是那些唾手可得的项目，而私营部门只需少许帮助就能按商业条件投资这些项目。
长期以来，我们的第一想法都是，我们怎么才能把贷款或赠款发放出去？但这往往并非贫困人口和贫困国家的最佳选择，也并非世界的最佳选择。
我们需要就如何看待发展融资展开一场不同寻常的艰难的对话。
这是当务之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不我待。
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让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联手尽快采取缓解和适应措施。
我们需要协调我们的工作，才能立刻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刺激市场为可持续能源等领域吸引更多投资。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场考验，我们能否利用这种巨大的双赢潜力？
我们能否停止争抢项目，而是采取一种基于实证的融资模式，实现对最贫困人口的成效最大化；
对地球的成效最大化；
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发展？
我想给各位讲一个我最近出访中听到的故事。几周前，我在坦桑尼亚访问了一所学校。我问11岁的学生们，“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两个孩子站起来说，“我想当世界银行行长。”
我对他们说，我生于1959年，出生在一个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世界银行说，如果没有外援，韩国就只能提供生活必需品。韩国在1963年之前不符合世界银行的贷款资格。
1963年，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假如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乔治·戴维·伍兹来到我们班上，我怀疑他会想到他的一个继任者正坐在教室里。
我对坦桑尼亚的男女学生们说，“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你能做到。”
我相信这一点。但是，除非我们都认定我们不会让无所事事甚或官僚主义惰性令这种期望受挫，否则它也不会发生。
我们需要拥抱一种观念，即，我们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创造机会均等，让人人都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最大愿望。
此时此地，在伦敦经济学院，我想发出一项挑战：对我们自己--世界银行集团，对整个发展界，对在座的各位未来的经济界和政界领袖们，以时代要求的速度与规模行动起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从事发展的方式。
在我们四周，期望在上升，让我们努力提升自己来满足这些期望。
非常感谢。
